◎谢泳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

　　国家现在有自然科学基金和社会科学基金，虽然都受到一些批评，但相对来说，自然科学基金的合理性较高，因为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与发展，但以国家形式为特点的社科基金，现在常常受到人们的批评，它的合理性现在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现在国家形式的社科基金有几种情况，有国家层面上的，有省市层面上的还有教育部层面上的。在目前中国高校的学术评价体系中，基本形成了以社科基金为主导性的评价体制，学术本身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学校有多少这方面的项目，有多少这方面的基金。所以现在一到相关基金申请的时候，学校不但要专门动员和辅导，而且申请基金项目本身也快成了一门专业，学校有专门负责填表的，有专门跟踪项目变化趋势的，有时还要请专家来专门就如何获得项目进行指导。

　　国家出面资助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慢慢演化成高校学术评价体系的主流，问题就来了。现在国家社科基金还不光是个钱的问题，一般说来它的普通项目在资金力度方面并不特别诱人，但因为它在评价体系中的独特地位，一时让所有学者趋之若鹜。手里有项目，不管研究得如何，好像都高人一等，没有项目，学术研究做得再好，也很没有面子。

　　在中国这样的现实环境下，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本来就有一定的特殊性。中国院士制度恢复的时候，一开始就有人提议设立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院士，但中国高层领导在这方面比较冷静，他们意识到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复杂性和在中国的特殊性，所以一直没有启动这方面的工作。但现在国家层面的社科基金演化成高校学术评估体系中分量最重要的条件后，它与国家设立基金本身的目的就背离了。一是负责与基金项目有关的行政工作本身，获得了寻租的空间，二是拿到项目本身成了学术研究自身的唯一目的，至于真正的学术含量倒没有人去多想了。由于项目本身在高校学术评价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它在事实上鼓励青年以追求项目为学术目的，极大影响了中国学术的风气。

　　国家社科基金本身有一些意识形态要求，这是可以理解的，有一些政策和实用型的研究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甚至有一些急功近利的面子工程也可以理解，但从国家民族长远利益考虑，不能把这样的导向设置成为中国学术的主导方向，所以我感觉国家层面的社科基金应当慢慢退出高校的学术评价体系，高校的学术评价应当自觉回到独立、同行评议、事后奖励和社会认同这几个方面来，而且要经受较长时间的考验。不然现在这样下去，中国的学术会非常危险。

　　国家层面的社科基金，就经费本身而言也是纳税人的钱，它的去向纳税人有权利过问和关注。现在这方面大量的研究成果，说实话，很难经得起三问，如果有严格的质询制度，人们会追问这些钱到底花得值不值。设立社科基金本身没有错，错得是我们把它当成了中国学术发展的最高目的，错的是高校把它纳入了自己的学术评价体系，这其实也是行政对学术的另一种干扰。现在如果还做不到完全让此类基金项目退出高校的学术评价体系，我以为至少可以淡化，不能把有多少项目作为衡量中国学术发展的标志，即使一时不能从高校学术评价体系中退出，我以为日后此类项目应当以鼓励资料积累和文献整理为主导趋势。现在国家有古籍文献整理方面的专业机构，可以考虑整合相关资源，形成重保存和整理文献的国家机构，提倡个人独立的研究工作，这一方面可以做一些真正的学术积累工作，另一方面也能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打下一个史料基础。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学术工作留给我们很多教训，现在应当记取。那个时代大量的研究工作现在很少为人提起了，但那个时代所完成的史料和文献工作，仍让后人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