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彦红

　　以联络官的身份，可口可乐（中国）饮料有限公司公共事务及传讯总监赵彦红女士于今年4月17日起成为奥运圣火团队的成员之一，跟随奥运圣火踏足曼谷、吉隆坡、雅加达、堪培拉、长野和首尔六个境外传递城市。她用影像记录了圣火专机的故事。

　　当地时间4月25日早晨6点，圣火号专机经过10个小时的飞行，稳稳降落在日本东京羽田国际机场，乘坐本趟专机的奥运圣火团队成员之一的赵彦红，第一次不需要用闪光灯，在自然光底下拍到了奥运火种灯下机的那一刹那，“因为每次乘专机转场，到达的时间都会是凌晨或半夜。”

　　36小时之后，还是在东京，赵彦红与她所在的奥运圣火团队一起，吃了自她跟队以来的第一顿大围餐。此时，日本长野站的火炬传递活动已经结束，圣火团队在饱餐一顿后立即要回到专机上，马不停蹄赶往传递的下一站首尔———这也是赵彦红参与奥运圣火境外传递之旅的最后一站。

　　以联络官的身份，可口可乐（中国）饮料有限公司公共事务及传讯总监赵彦红女士于今年4月17日起成为奥运圣火团队的成员之一，跟随奥运圣火踏足曼谷、吉隆坡、雅加达、堪培拉、长野和首尔六个境外传递城市，前后仅仅12天，就让这名并不是生平第一次追随圣火的联络官感叹“前所未有”。

　　头顶足足有7架直升机

　　之前与奥运圣火有关的经历，分别发生在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和2004年雅典奥运会，赵彦红曾与中国火炬手代表一同到美国和希腊参与奥运圣火的传递活动。“这次的经历与之前的是完全不同的。”赵彦红强调说，“首先，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办的一届奥运会和奥运圣火传递。以前，是我们坐着民航客机到别人的国家去‘做客’，参与奥运圣火传递活动；现在，我们是坐着专机，带着圣火火种，将和平、友谊和欢乐等信息和精神传递到世界各地。”

　　据介绍，坐圣火号专机的，有200多号人，这一圣火团队包括了北京奥组委相关人员、保安人员、后勤、圣火护卫队、赞助商代表、媒体记者和机组人员等。圣火团队所到之处，走的是特殊通道，接触的是高级礼遇和严密安保，“整个规格和氛围（跟之前两次经历的）都是很不一样的。”赵彦红说，从飞机降落的东京到圣火传递城市长野，有4个小时的车程，在那一路上，圣火团队车队的头顶上，足足有7架直升机在跟随值勤，这一大阵仗让赵彦红大感吃惊。

　　更夸张的是，圣火团队在境外不仅受到各地官方的重视，连各地媒体，也给予了其高度的关注。“从长野开车回东京的那一段路，尽管头顶上已有官方派出的直升机作监护，但当我们中途停车上洗手间的时候，竟发现不知从哪里窜出来一些日本记者，他们从长野的传递闭幕庆典开始就一直跟着我们，连我们团队人员上厕所的镜头都要拍！”

　　艰苦的日子从曼谷开始

　　感受最深的“前所未有”，还是工作的强度，赵彦红形容“长那么大了都从来没有尝试过如此的一种工作状态”。在曼谷加入圣火团队之时，一名圣火传递先遣团的工作人员知道赵彦红还没有上过专机，便特别警戒她说：“今晚好好休息吧！等你一上了专机，过的就是非人的日子了。”当时赵彦红还不以为然，心里叨念着“没有那么夸张吧”？

　　结果，从赵彦红的首站曼谷开始，她便立即意识到了那并不是一个玩笑。“我在曼谷等候专机的到达，他们好像是凌晨3点多到了酒店。当时我已经睡了几个小时了，但是他们在大约5点钟才拿到行李，当天下午，火炬在曼谷的接力就要开始，因此在抵达曼谷的当天，大多数工作人员下飞机后根本就没有时间睡觉。而奥组委的工作人员更是从凌晨3点多到达就开始开会，中午等我们到传递现场的时候，他们已经到了那里。而能有时间休息的那些人，最多也只睡3个小时。”圣火团队便是这样，专机常常是半夜两三点才从一个城市到达下一个传递城市，团队人员一般只能睡两三个小时，清晨五六点便要集合开始工作。

　　从堪培拉到长野再到首尔，这4天被赵彦红称为最艰苦的一段行程，看看圣火团队的时间表：4月24日晚堪培拉传递闭幕庆典结束后，圣火团队立即坐上10个小时的专机赶赴日本东京，于当地时间25日清晨6点到达；紧接着从东京驱车到长野，到达时已经是中午时分，连脸都未来得及洗一把，团队人员便要风尘仆仆地投入到现场熟悉线路、开筹备会议等工作中；当天的工作进行到很晚，大家都只睡了几个小时，26日圣火在长野传递的当天，团队人员5点钟便要集合，准备早上8点半开始的传递活动；直到下午2点传递活动结束，团队又随即坐了4个小时的车回到东京；晚上9点，专机载着圣火团队转赴下一站首尔，而到达首尔时，又已经是次日凌晨的2点；27日圣火在首尔的传递被安排在早上，早晨7时，严重缺乏睡眠的团队人员即要起床集合，准备新一站的传递……

　　如此紧密的行程让任何团队人员都培养出“无论何时何地，倒头便能睡”的本领，大家往往每天只能吃一顿饭，而很多时候也只是在途中咬几口三明治解决。“以前到世界各地出差，总是说要倒时差，但现在哪里还需要倒什么时差？有时间睡已经很不错了。”让赵彦红感到庆幸的是，她只参与了圣火境外传递其中1/3的行程，“如果让我这样跟着跑一个月，真的难以想像我会变成如何的一个‘残样’。”

　　体力与脑力劳累者

　　在圣火号专机里的200多人中，赵彦红认为最辛苦的还是随行记者，“他们要第一时间拍片子、剪片子、传视频信号、写稿子和传图片等等，通常一上专机，大部分人都倒头便睡了，而他们还必须工作。”随行记者中给赵彦红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些每天背着几十公斤器材追着火炬跑的摄影记者，“我们在东南亚地区的传递，天气都很热，有一个摄影记者，背着两大箱共40多公斤的器材，一直在路上跑，跑了很远很远，最后终于跑不动了，便上了我们的车。我递上一包纸巾，他却说‘纸巾是没有用的’，原来他全身已经像掉下水一样湿透了。”

　　一边是体力劳累者，另一边还有脑力劳累者，“那些为我们整个团队打点一切的后勤人员，他们真的很操心。”赵彦红说，仅仅是为200多人的团队收发行李，工作量就非常的大。圣火团队所有人员从背包到手提包，再到大的行李包，所有的行李都是统一样式的，而为了避免搞混，收发行李的后勤人员要将每件行李编号，再按不同的专车，系上不同颜色的丝带，赵彦红所乘的五号专车，也因此被称作“粉红团队”。“在专机到达之后，负责行李托运的工作人员可能要等上两个多小时才能拿到行李。很多时候我们是凌晨到达的，行李刚刚拿到没几个小时，可能工作，还要面对处理许多始料不及又要收集行李转往下一站了。”

　　心里特别有使命感

　　圣火团队除了要应付高强度的工作，还要面对处理许多始料不及的变化。“在境外的传递，我们所面对的每一站的环境和情况都很不同很复杂，奥组委的人员经常要开会，随时调整火炬接力计划，有很多线路上的调整都是临时性的，而我们也要随时去适应这些变化。”在欧洲地区传递时发生的风波，让圣火团队人员在往后的境外传递过程中都如绷紧的弦，“压力确实很大，在某些时候，心情会很压抑。”

　　在去堪培拉之前，圣火团队就接到澳大利亚当局不允许圣火护卫队入境的指示，更因此一度计划要放弃圣火在堪培拉站的传递，“最后问题还是迎刃而解了，堪培拉站的圣火传递也出乎我们意料的顺利，当地民众都非常有秩序，许多华人都走到街上迎接圣火，整个城市变成了一片红色海洋。”

　　圣火在长野传递之时，由于该城市街道狭窄，传递计划作了较大的调整，传递过程中更出现了日本右翼分子与留学生冲突的事件，“我当时就在旁边，真的很想冲上去，但是我的同事拉住我，告戒我要注意安全。”赵彦红坦言遇上那样的事确实很激动，“我觉得，虽然我不是什么官员，但我也是圣火团队中的一员，心里面特别有使命感。”

　　真正的圣火传递应是大派对

　　六站的圣火传递中，赵彦红上过跟队的VIP车，上过开路的花车，也在路边的火炬手集结点等地驻守过，而最让她兴奋和难忘的，是在花车上的经历。“在首尔的时候，那天天气很好，我上到了可口可乐的花车上，跟拉拉队一起做表演和助威。首尔的气氛特别好，有很多当地的民众走到街上，我们向他们招手，他们也很有礼貌、很热情地向我们招手和呼喊作回应，沿途气氛很高涨、很和谐，大家都把圣火传递当成一个大派对，我那天玩得特别high，还依据韩国的习俗打扮包上了头巾，本来我的性格并不是那样的……”赵彦红觉得，真正的火炬传递就应该是这样的：要让民众都来参与，尽管大家都互不相识，但是因为奥运会、因为奥运圣火，走到一起共同分享热情和快乐。

　　另一个难忘的场面，是在大雨倾盆的吉隆坡。暴雨的侵袭给吉隆坡的圣火传递制造了不少麻烦，但沿途仍然有很多当地民众和华侨来参与和支持，“有许多华侨主动跟我们打招呼，那天并不是周末，他们告诉我他们都是特地不上班来支持圣火的。”在这一站，赵彦红驻守在路边传递交接点上，一个身披薄薄雨衣的火炬手从投放车上下来，高举火炬等待上一棒火炬手的来临，暴雨中没几分钟便半身湿透，“我撑着伞，连忙跑过去遮住他和火炬，旁边的警卫也没有阻拦，旁边的记者们还为我这个火炬手临时助理拍下了照片！”———这一次，是赵彦红与火炬手站得最近的一次。

　　专机上哈根达斯免费任吃

　　紧密的行程和在外的劳碌奔波，圣火号专机成了圣火团队人员最温馨的一个“家”。“一上飞机就感觉很温暖，机组人员对我们的服务可谓无微不至的。”

　　赵彦红最高兴的，是飞机上的伙食最好，“我们在传递路上常常要饿肚子，许多人一上飞机就会叫方便面，因为又热又快又能填肚子。有的记者，可以一口气吃三个！”而对于赵彦红自己，会一上飞机就叫一个哈根达斯，“在飞机上能吃上哈根达斯，还可以无限量地要，你说这是多好的待遇！”

　　机组最细致的服务，体现在机上广播中，“专机上的广播不同于普通民航客机，不是一个劲地给你介绍安全须知。广播会向机上的重要领导问好，会随时宣布一些团队的布置安排，告诉我们什么人什么时候该做什么。”而最细致的地方，是连填入境卡这种细小的事，广播也会手把手地辅助机上人员完成，“因为考虑到机上有人不懂英文，广播就会像教小学生写字一样，读着‘大家跟着我，第一行……’，连单词也是逐个字母拼读出来。”

　　最让大家感觉温馨的，是每逢圣火团队中有人生日，机组就会在飞行途中为“寿星”安排一个小生日会，送上全机人签名的生日卡，还有小蛋糕和红酒。北京奥组委副主席蒋效愚，就在飞往旧金山的途中度过了一个特别的“空中生日”。

　　圣火卫士都是一群“大小孩”

　　短短十多天的接触，赵彦红与“同一屋檐下”的各方人士都成了朋友。圣火团队人员每人都有一个固定的位置，赵彦红坐的是47E座位，而在她隔了一个过道的靠窗位置，坐的是几名圣火护卫队队员。“我感觉，他们都是一群大小孩。”第一次见这群“大小孩”，是赵彦红在曼谷首次登上专机时，那时，她身旁的这几个小伙子正在打牌，赵彦红很好奇地问：“你们不累吗？还在打牌？”得到的答复是“休息也有很多种方式”。

　　自此以后，“好奇”便成为了这两路陌生人沟通的桥梁。赵彦红在飞机上整理途中所拍的照片，小伙子会好奇地过来探头探脑，然后说这张那张照片里有自己，被喊作“赵姐”的赵彦红于是会让他们拿来U盘，一张张把照片拷下来给他们。但直到现在，“赵姐”还是搞不清这群坐在身边十多天的弟弟们的名字，“他们应该都有纪律，该说的才会跟我说。”于是，赵彦红只有根据他们的出处或特征来起名辨认：坐在最靠近自己的叫“小北京”，“小北京”旁边的叫“小山东”，“小山东”后面还有一个“小北京”，还有一个“小大连”……

　　赵彦红说，这些“小北京”“小大连”上镜率都非常高，“你经常看见照片里面提着火种灯的就是‘小大连’，那个握着火炬的叫‘小黑’。”结束境外传递回到广州后，赵彦红还曾在广州站的圣火传递中遇上故知，“就在北京路上，我竟然看到‘小北京’也在护卫队伍里面，于是大声叫他。”四目相望，双方都惊喜不已。赵彦红说，坐在她身旁的这个“小北京”是个很安静的小伙子，“他的话不多，但很有想法，他每天都会写日记，当人人都上机睡觉的时候，他就在写日记。”“小北京”告诉赵彦红，那是怕日后忘了这一段经历，所以要及时给自己留下一点东西。

　　至于如今在网上相当有名的“右二哥哥”，赵彦红说之前并不知道，后来还是圣火卫士们告诉她的。“‘右二哥哥’坐在比较靠前的位置，距离我有点远，他给我的感觉总是笑眯眯的。有一次，他们忽然问我：拍那么多照片，不会放到网上吧？我说当然不会，他们才告诉我‘右二哥哥’现在在网上很红，怕内部人又把他给‘出卖’了。”

　　独一无二的“Samcovo”玩偶

　　专机下“非人的日子”，让上了专机的人都懂得了苦中作乐，此趟与赵彦红同机的，还有五名奥运赞助商的代表，“我们坐的位置都很近，经常一起聊天和交流工作，相互之间沟通得很好，并不是像外界想像的那样有什么竞争的。”

　　一次长途的飞行中，赵彦红与坐在身边的一位同事无聊起来，商量要做一个玩偶陪她们。于是，赵彦红脱下一件有可口可乐标志的衣服，包着身边同事的一个枕头，立在座位上，衣领上加一个大橙子作头，前面摆一双拖鞋；坐在后面的三星公司代表见状，摘下一顶有三星标志的帽子，扣在玩偶的头上；再之后，又跟联想公司的代表要来一台笔记本电脑，放在玩偶跟前，让它也打电脑———这便是三家奥运赞助商联手制造的一个独一无二的“新时代高科技”玩偶。

　　机上很多人都围过来看他们的玩偶，还放一盒方便面在它身边鼓励其“努力工作”，他们为其起名为“Samcovo”，是三家赞助商英文名称的节选重组。

　　就是在这样的苦乐交集中，圣火号专机完满地完成了它在境外传送奥运圣火的责任，机组人员与圣火团队的人员依依不舍地告别———这一群人，在这一架飞机上，共同度过了必将一生难忘的一个月。“现在回想起来，我不知道自己那一段日子是怎么熬过的，当时只觉得很辛苦很辛苦，机上的每一个人，在超高强度的工作中还要时刻保持饱满的工作状态，很难想像那是需要如何强大的精神去支持。”赵彦红感慨说，“那时每天都在盼望快点结束，但现在结束了，又觉得很不舍、很难忘。”

　　回到国内后，赵彦红还要参与广州、厦门、西安、合肥等几站的圣火境内传递活动，然而这无论从工作强度还是遭遇来说都将与在国外的完全不同———“那是我一辈子永远也不会再有的经历。”

　　本报记者 丁淑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