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的精神之章立凡专栏

　　在5·12大地震后的日子里，我近乎偏执地盯着电视和网络上的地震信息不能自拔，与同胞们一样为死难者同悲同泣，为获救者和待救者同喜同忧。与以往救灾不同的是：除了军队、政府和官方慈善机构之外，有众多的民间组织和个人直接走向救灾第一线，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响亮名字———志愿者。

　　在如此巨大的自然灾害面前，最有力量救灾的是政府，最有热情救灾的是民众。当灾害发生的时候，公众一面为温总理在灾区的表现感动，一面对政府部门和官方慈善机构的公正性和效率仍存疑问，对善款的使用、帐篷的采购价格以及救灾物资的去向等等，都存在争议。很多人倾向于按照自己的意愿指定捐款用途，或者委托给信得过的NGO（非政府组织）。此时此刻，民间志愿者的身影出现在救灾现场，是社会走向成熟的标志。

　　改革开放后，民间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复苏。“胡温新政”提出“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提倡建设“和谐社会”，但长期以来，民间社会的成长一直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而此次救灾中涌现的大量感人事迹，却无可争议地证明了两者的互补性。不久前，我曾对《南方周末》记者谈到自己的观察：“官方与民间机构各有所长……官方背景的机构在协调交通部门运送物资上占有优势，对账目的管理也更有经验。而民间机构的效率更高，行动灵活，宜发挥各家所长。”“现在的混乱是因为过去开的口子太小，待到发生重大事件，各家经验不足。但非政府组织参与集资救援将是发展的大方向，社会责任要分担，不要包办。”（沈亮：《捐赠如何捐？怎么花？》，《南方周末》2008年5月15日）

　　除了大批志愿者参与救助外，公众参与救灾监督也很有必要。毛泽东在1945年对黄炎培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直到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无须谦让，作为宪法意义上的国家主人，公民不仅有义务也有权利。捐赠人要求官方机构公布善款、物资的明细，与纳税人有权监督政府收支是同一道理，只不过对捐赠的监督更为直接而已。

　　志愿者的大量涌现，正是出于“人人起来负责”的社会责任感；而民众对政府及官方机构救灾活动的监督，则是“人民起来监督政府”具体体现。如何因应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值得思考。目前民间积蓄着一股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社会能量，在传递圣火和呼喊“加油”都可得见，将这种能量引向何方，考验执政者的智慧。

　　地震中复归的人性和凝聚的民气，令我在敬畏自然之余，倍感有幸生于中国。大地震是地质构造的大整合，也将对人类的社会生活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1976年唐山大地震结束后两年，中国开始了一场社会大整合。32年后的汶川大地震，是否将启动新一轮社会整合？

　　中国应该建设成为一个健康和谐的公民社会，在这个理念下，我们人人都是志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