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珍

　　台湾联合劝募协会秘书长，在四川大地震发生后第三天飞赴西安，参加联合劝募协会与中华慈善会合作的培训计划，对前往震区的NGO进行专业培训。

　　台湾震后重建的三个步骤

　　南都：我们知道你曾参与台湾“九·二一”大地震的灾后重建工作，想请你分享下民间团体如何有效地参与的经验。

　　周文珍：开始大家都很急，想一股脑地冲进灾区，就算用手也要把我们的同胞扒出来。台湾地震后，第三天我们就跑去了，但这有很大的危险。安置和重建需要大量的经费、耐力和专业，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准备好，等到重建的工作开始，我们才进去。因为重建的工作非常长，所以我们的动力要保温，爱心要保温。四川地震到现在为止，非常多的人应该都非常热切，想做一些什么事情，可是保持这样的动力是非常难的，需要专业的工作进来，需要组织的工作进入。

　　在第一个阶段我们做什么呢？我们结合了专业资源，投入了救灾工作。九·二一地震发生后的9月23日，我们就坐在房间里，邀请一些团体讨论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我们开始找一些资讯，别的地方发生了地震该做什么，谁进去，做什么事情。第二个阶段才开始募集资源。

　　南都：灾难发生后，我们就很焦急地捐款捐物，为什么你们要到第二个阶段才开始募集资源呢？

　　周文珍：因为开始募集的时候，团体和团体，机构和机构就开始竞争，不是开始合作。所以第一个阶段我们先谈要做什么，分工和协作，清楚了以后才开始募集物资。

　　台湾当时有很多的企业说我们去做这些事情，结果到了灾区路不通，进不去，或者物资送到那边没有人收，或者空投以后，因为当地没有组织工作，所以知道哪有物资的灾民就得的多，不知道的就没得到。

　　第三个步骤就非常重要了，我们公开这些讯息，不只是说我们做了些什么事情，而是那些钱到哪里去了，做了哪些事情，还需要什么。这个阶段在台湾有非常痛苦的教训，有些单位募集到了资源，可是事实上没有用，结果民众就很生气，再也不捐款了。影响的不只是重建的工作，而是整体的NGO的发展。资源不透明公开，就会带来整体社会的伤害。

　　灾后重建怎样才更有效率

　　南都：灾后重建涉及到社区的重建、文化的重建、产业的重建，一直到人们生活的重建，肯定需要大量的社工，社工怎样做才能更有效率呢？

　　周文珍：我们在第一个阶段组成了社工赈灾行动联盟。我们号召了一些大的NGO组成这个联盟。30号以后我们就先有一个7人的小组，都是非常资深的社工人员。做什么呢？开始做所谓的灾后调查，现在这个家里面有多少人不在了？是外出工作了，还是没被找到？他们留下来的是哪些人，有哪些特别的需要等等。72小时的黄金阶段过了，哪些人被找出来了，哪些人没有被找出来，我们大概知道了。

　　灾后的重建要通过后来的需求来做非常重要的依据，所以一个重要的工作准则就是第一天进去的是救援人力，第二天是公共卫生，会不会流行传染病。已经稳定的灾区我们才进去，如果那边还在找人，这时候就不适合我们进去，因为会紊乱那边的工作秩序。只有人在安全的情况下，你才可以告诉他下一步思考什么。

　　南都：社工进入灾区后，有哪些专业的工作准则需要恪守？

　　周文珍：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准则就是，进去后所有的工作要以灾民的需求和感受为前提，不要以我们觉得怎么样好为前提，那样的话会有冲突的，不容易跟灾民建立专业信任的关系。

　　另外就是民间力量要成为政府救灾行动的助力，而不是主力，要尽可能地跟当地政府做配合。当地政府可能已经成立了指挥站或工作站，一定会有他的指挥系统，一定要跟他一起做，你做的和他重叠的就浪费了。

　　最后一个，我们进去不是取代他们，而是激发他们。在开始阶段我们容易被热情所冲击，和他们一起工作，可是当你们走了以后留下来什么，可能没有留下什么，未来的重建道路上他们要慢慢尝试自己重建自己的工作。

　　所以我们进去的时候要确定两个很重要的准则，一要进入已经稳定的地方，第二进去的时候跟灾民站在一起，跟政府站在一起，不是破坏他们的系统，进去后找到当地还可以一起工作的人。

　　南都：能否详细谈谈你们社工行动联盟的分工与协作？

　　周文珍：工作目标就是短时间内协助解决卫生、治安、生活、饮食等问题，迅速建立救灾中心对外联络的管道，使资源有效的分配。

　　我们的社工行动联盟分了三层组织。第一层叫做决策小组，负责了解资源是怎么来的，协调其他的资源。决策小组先到当地，熟悉当地情况，在那边开始组织协调，然后把信息告诉第二层后勤调度中心。我们发现，在当地没有人做灾后调查，没有人做临时收容中心的管理，哪些资源进来了，灾民不知道资源在哪里，所以就需要有人去做这些工作，就需要大量的人力，后勤调度中心就开始召集社工。第三个就是提供相关的服务，在台湾我们有很多法规，决定这些资源怎么分配，政府的资源怎么进去，民间的资源怎么进去。后勤调度中心跟政府保持好的沟通渠道是非常重要的。

　　社工不是到了中心就把他派去，而是先进行训练，非常重要的就是心理上的准备。当我们到了第一线的时候，开始会非常激动，很想马上投入工作，可是当你退回来时就会发现，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生活了，你的所有情绪都被那边所牵绊了，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我们把人召齐了，一批次有20个人，批次下面再分小组，每一组有一个组长。因为台湾比较小，大概一批次的工作是5天，回来的时候我们再给他们做减压的工作，才让他们回家去。到了那边可能还会有余震，小组的组长要帮助他们准备好工作，社工员要每天报告他们的工作情况，只有这样才能把工作的完整信息整理起来。前方的社工就是对物资的协调，还需要对当地灾民的需求调查，还可以提供一些比较简易的心理咨询工作，帮助灾民减轻压力。

　　民间团体如何参与灾后重建

　　南都：地震发生后，实际上是当地的社会支持系统全部瘫痪，而灾后重建必然是一个长期的阶段性任务。能否详细谈谈不同阶段应当着力提供哪些服务？

　　周文珍：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的服务。台湾的大地震是在9月21日发生的，9月24日到10月16日这些天，我们大概动员了130多位社工，他们分散在几个灾区里头，大家是看不太到的。我们评估灾害程度和受灾人口多少，让灾民情绪稳定。

　　我们第一个阶段还要做的，就是让那些照顾相对弱势朋友们的机构，能够尽速恢复他们的服务。好比说这个单位照顾了10个残疾人士，如果这个机构垮了，就会有10个残疾人士受到影响，只能回到家里去。他们本来就是在地的机构，他们照顾好这些本应照顾的个案以后，接下来就可以投入整体的重建工作中去。

　　第二个阶段就是紧急安置。当这些灾民被疏散出来后，有一些简易的安置，他们大概住帐篷半年甚至一年，也不是什么好方法。不能在灾区里生活的人，我们就把他们送到外面去，就是建立个案的后送系统。这个阶段要开始接续的，是长期的重建工作，比方说家庭功能、社区功能的重建。“九·二一”大地震后，家长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可是父母亲没有工作了，你要让他们投入社区重建的工作，这时候他们的孩子谁照顾？我们有个机构，叫“临时托运中心”。虽然说是“临时”，但也有三年的时间，当家长没有钱让孩子进幼儿园接受教育，就让孩子来我们这里接受免费的教育，让他们的家长也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家庭重建、社区重建、产业重建里去。九·二一大地震到现在第9年，结果他们成功地转型，主要做偏远地区的学童的课后辅导工作。

　　第三个阶段就是长期的灾后重建，必须要把资源、专业人力和在地服务送进去。从长期来讲，当地的地形地貌、经济产业、文化全部改变了，要重新开始，我们需要长期的耐力，我们需要进入重建区的专业团队，可以展开长期的工程。他们不是可以抽离的服务形态，不是把外面的资源和知识带进去，而是和当地的工作者展开网络工作。

　　第一阶段的服务在救援人员进入并紧急安置以后，就开始家庭功能的提升，修缮的服务，帮助照顾别人的机构恢复能力。第二阶段就是家庭功能的提升工作，好比说在那边本来是爸爸去上班的，妈妈在家里的，或者本来是务农的，现在要做别的工作了，那么家庭怎样可以持续地照顾家里头的孩子。在第三阶段，儿童的发展和家庭功能的提升，成为主要议题了，主要的服务计划展开了。台湾发生地震的地方有很多原住民，我们开始在原住民乡展开援助工作。从我们后来投入的资源和服务可以看到，确实随着阶段性的不同，我们要导入的服务的方式，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一样了。

　　南都：在灾后重建过程中，民间力量是重要的救助力量，应当注意哪些事项呢？

　　周文珍：灾民可能比较容易焦虑，老人和小孩会有怎样的生理和心理的状态，特别是一些本来有精神疾患的参加救援和重建的工作者，要注重他们心理疾患的情况。每一阶段他们有哪些压力的反应，第一个阶段他们的反应可能比较强烈，第二阶段可能是隐含的。

　　我们进入灾区，可能觉得自己是带着帮助进来的，但是我们的帮助不见得是他们可以拿到的，不见得是他们需要的，不见得所有帮助都是他们能够体会到的，所以他们就会有所埋怨，不是所有人都欢迎帮助者，埋怨的时候我们如何处理？“九·二一”大地震时，政府给房屋全倒的多少现金补助，半倒的多少现金补助，如何兼顾公平？你评估它是半倒，钱就少一点，出现争执怎么办？我们也整理了不同年龄层的压力反应表，还有前线进行哀伤辅导的原则，对于丧失亲人和既有资产的人，我们如何跟他们互动和对话？还要有生活调试的手册。

　　灾后重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见得每件事情，每个草根NGO都可以做，也许我们仅仅挑起其中一个部分，但是我们在这个框架、网络关系里头结合在一起，我们才能分工和合作。NGO彼此怎样合作？一定要对话，愿意把自己所做的工作贡献出来，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不见得我们所有的资源和服务都是我们自己做。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认知，每个团体的人力和资源都是有限的，可是当大家坐在一起，把你的手拿出来，你的手就能帮助别人。

　　本报评论记者 亮棹 实习生 张磊 梁嘉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