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三畏资深媒体人

　　编者按

　　5·12地震发生时，正在上课的都江堰光亚学校教师范美忠要学生不要慌，自己却率先跑出教室。范美忠称自己是“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没有救人的义务，“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哪怕是我的母亲我也不会管”。范美忠因此被网友戏称为“范跑跑”，引发持续讨论。有人认为范跑跑违背教师的职业道德，却没有任何负疚感，也有人认为范跑跑率性、不虚伪，敢于说真话。本版特刊发相关评论三篇。

　　大地震过后，我看到了成都双流机场的四段监控视频，包括换票大厅、安检通道等场景。当大地开始摇晃时，旅客们拼命逃跑。而工作人员，至少是在我所看到的四段视频中的工作人员，没有一个带头逃跑，他们全都很绅士地站在关键道口来回招呼、安慰和疏导旅客。在长达三分钟的摇晃中，一直是这样。

　　在换票大厅，一位旅客落在最后，她逃得十分艰难———她有腿障，还拖着两个大箱子。这时，视频左侧冲出一人（跑得很快，看不太清楚，只看到他也穿着制服，可能也是一位工作人员），推着一辆小车，把这位旅客放到手推车上，飞快地奔跑。

　　由此可以设想，如果当天的机场遭遇的不是一个没有造成实际破坏的地震，受到伤害的比例最大的，只能是机场工作人员。

　　但是，机场工作人员占据有利资源，熟悉环境，又都是身手敏捷的年轻人，他们要跑起来，岂不青一色都在前面？同样的道理，飞机在天上一旦遇到危险，莫非机组人员就可以放弃旅客，跳伞逃生？那么泰坦尼克上最后活着出来的，也将只是船长水手，以及其他能抢到数量有限的救生圈的大力士。可是，这样一来，社会就有可能突然运转不下去。所以，文明社会的规则不允许负有职业责任的人“先跑”的规则成立。

　　文明社会的“逃生伦理”，要求一个人在自己职业岗位上遇到公共危险时，不能利用自己的职业的优势，作为逃生时压倒别人优势，同时，还应该利用这种优势组织和援助其他人。向生恶死是人的本能，要建立这种文明是很艰难的。有一个著名的反例是，室内突发大火，有人站出来“组织逃生”道：“让领导先走！”结果，被烧死的更多是弱小的孩子。

　　危险时刻的特点往往是猝不及防，过程很短，必须要求有文明的机制做出应激反应似的应对。而这种应激反应必须通过训练来获得，临时开会讨论一定是来不及的。机场的员工在地震的恐慌中表现得那么镇定，一定是平时训练出来的习惯。还有船长和飞行员，以及别的某些行业，也一定会有这样的要求。

　　但是，很奇怪的是，这个社会惟独对教师没有这样的要求，更没有这样的训练。在这次地震中，像著名的范美忠先生一样，不给学生打招呼转身就跑了的，为数并不在少。当然，更多的老师是叫学生一起跑，更有叫学生先跑的。后面两种老师，事后受到学生和家长尊敬；而前一部分老师，必须承受一种道德后果———这不是社会的“道德大棒”，不涉及社会宽容不宽容。

　　在我看来，这点报应还是比较恰如其分的。你在危险来临的时候不宣而退，你“擅离职守”，临时放弃你对学生的支配权力和教育义务，而你讲台上的位置更宽敞，你本来就站着，你离门口和楼梯更近，你逃生的条件比学生优越，这都是你的职业条件，你把它变成了逃生的优势，学生则相对弱势，即便下面不是你的学生，而是跟你一样的成年人，这也是不公平的———你违背了“逃生伦理”。

　　现在的情况是：一般公众对于只要自己跑时喊过一声让学生跑的老师，都表示“理解”。要求老师跑得更“绅士一点”，会被认为过分了。而对组织学生逃跑和留在最后逃跑的老师，也没有积极的评价，范美忠先生说，他们那是“一种选择”，“与道德无关”，人们似乎也是默认的。

　　我觉得，教师职业手册没有规定的义务，他们做了，你说那是恶德还是善德都可以，但一定与道德有关。对他们给予“道德冷漠”，是不公正的。但如果这个事情在道德层面说不清，不如干脆这样问：上述机场的员工是不是做错了？教师对学生的义务，是否比机场对旅客更轻？如果回答是，那就什么也不做，维持现状；如果回答不，那以后的教师职业要求得明确规定，在危险的时刻，教师有组织和疏导学生逃生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