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勋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在力倡“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立法者和不少民众愈来愈倾向于通过立法来规范人们的行为，甚至针对那些不应该由法律介入的领域。这一倾向在最近表现得十分明显，比如，当出现范美忠从教室逃离的行为时，不少人呼吁修改《教师法》，强制老师爱护学生；当许多年轻人不常回家看望父母时，辽宁省制定《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草案）》，强迫人们“常回家看看”……这些呼吁或者立法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们真能实现其目的吗？

　　在追求法治的时代，人们越来越多地想到法律和运用法律，或许值得鼓励。但问题在于，法律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诉之于立法。在属于法律的领域里，通过立法定纷止争，可以起到保护人们权益和倡导规则之治的作用。但在不属于法律的领域里，通过立法来实现某种目的，则会扭曲人们的行为，令人无所适从，甚至摧毁社会的既有秩序。在一个现代社会里，规范人们行为的规则系统有多种，除了法律以外，还有道德、习俗等。它们各自有自己的调整领域，尽管并非没有模糊地带，也并非不会发生规则的“移位”或者“转化”。但无论如何，它们之间的区别还是不应忽视，不能随意用一种规则来代替另一种。

　　就拿法律和道德来说吧。众所周知，二者关系十分密切，有“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之说法。但法律和道德的区别也不容抹杀，不宜用法律来约束和规范一个公认为属于道德领域的行为。试想，倘若法律强迫一个母亲爱她的孩子，强迫一个路人对溺水者施救，强迫一个富人对穷人捐款，该是何等令人生厌呀？记得前些年修改《婚姻法》时，不少法学家和民众呼吁增加对“第三者”和“婚外情”的法律惩罚，闹得沸沸扬扬。殊不知，对“第三者”和“婚外情”的惩罚势必使法律渗透到人们的情感领域，而这是法律根本无法胜任的。

　　用法律规制道德领域不仅令人反感，而且会大大损害法律的尊严和威信。在某种程度上讲，法律的尊严和威信依赖它的严格执行，而这种执行又依赖人们的配合和合作。对于侵入道德领域的法律，人们往往会漠然视之，甚至公然违抗，因为它破坏了人们的生活经验，扭曲了人们的伦理关系。当众多的人都无视这样的法律时，法律的尊严将会丧失殆尽，渐渐地，人们将对整个法律失去信心。

　　同样，用法律干涉习惯、风俗等领域也会带来类似的问题。以法律规制习俗，结果往往不是法律改变了习俗，而是习俗战胜了法律。也许还有人记得，美国在20世纪初曾经修改宪法，颁布“禁酒令”，结果是一败涂地。

　　必须指出，用立法规制和干预道德、习俗等努力的背后隐藏着“法律万能主义”的思维逻辑。它错误地认为，法律可以改变人们的所有行为，可以形塑乃至改造整个社会。这种思维方式与“人定胜天”的狂妄信条一脉相承，折射出17世纪以来欧陆“唯理主义”的哲学传统。这种“法律万能主义”的思潮在今天的中国甚嚣尘上。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立的法越多，问题越严重，因为那些法律干预了不应该干预的领域，结果是立更多的法。就这样，立法过程便陷入了用一个错误来弥补另一个错误的怪圈，结局正如老子所言：“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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