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历史学者

　　毁于地震的汶川是异地重建还是原址重建，是个科学问题、学术问题。不同的科学家掌握的资料不同，可能会有不同的观点、看法，完全正常。究竟建在何处才对灾民最有利，科学家不同的观点和看法究竟孰对孰错，要通过平等的学术争鸣、讨论，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在这种讨论、争鸣中，中科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张信宝强烈反对异地重建，坚决主张原地重建，作为一家之言，当然可以。然而，在7月5日央视“新闻调查”栏目的《汶川，重建的选择》节目中，他却将主张异地重建的不同观点者扣上了“逃跑主义”的大帽子，上纲上线，将不同观点者置于“政治不正确”的位置，将学术、技术问题“伦理化”、意识形态化。更令人吃惊的是，他用的是完完全全是“文革话语”。“文革”前的1965年，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科教片《泥石流》，上映后广获好评。然而，在一年后开始的“文革”中，这“科教片”却也遭到严厉批判，其罪名是：“影片把泥石流这种自然现象写得很可怕，好像人根本没有办法制服它。在影片解说词中说：”在山区建设中，遇到这种特大泥石流，以避开为宜‘，宣扬刘少奇的逃跑主义和活命哲学，与毛主席’人的因素第一‘的教导唱反调。“（祁晓萍编著：《香花毒草：红色年代的电影命运》）

　　按照“政治教科书”的标准解释，“逃跑主义”即机会主义遇到军事斗争，往往不敢正面斗争，而是以逃跑来应对，是机会主义、投降主义的表现。不知道张信宝研究员年龄多大，是否经历过“文革”，但他对这种“文革话语”的熟悉，随口即出，却说明虽然三十多年过去，但“文革话语”、那种思维方式仍有相当影响。

　　其实，这种思维方式，在“文革”前已经逐步形成，但在“文革”中达到顶点，并灌输到民众之中。例如，对一项工程，往往会有同意与反对两种观点，二者各有各的理由、道理，完全是个“技术问题”，应该平等争论。然而，反对建设者往往被扣上“右倾”、“保守”等政治性大帽子。当年“三门峡水库”的反对者，不是被打成了“右派”么？

　　再进一步说，把“技术问题”政治化、伦理化、意识形态化，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之一。清末有人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时，反对者并不从是否具备制造近代武器的客观条件等“技术”层面来反对，而是指其为“溃夷夏之防”的“汉奸”。引进铁路时，反对者也不从线路是否妥当、财力能否支持等“技术”层面来反对，而是指铁路是西方产物，在中国修路就是“用夷变夏”、“为外国谋”。引进电报就是“不孝”，因为电线要埋入地下，惊动长眠地下的“祖宗”，“不孝”必然于国、于朝廷“不忠”……

　　张信宝研究员此论提醒我们，“上纲上线”，把不同学术观点扣上种种“大帽子”的传统还很深厚，“文革话语”仍待肃清。

　　本版言论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