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教授不是传统意义上做文化研究的学者，引经据典的方式不是他做研究的风格。对于国内研究文化的学者而言，或许陈志武并不在文化研究者之列，他不是从四书五经里找寻中国文化，而是从金融经济学角度，用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探寻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及中国社会的未来变迁。希望这种新的研究范式，能给读者更多的思考空间。

　　研究文化不能只从经典出发

　　最近这些年，对于中国文化的讨论很多，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引发了非常大的争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出现这类争论并不奇怪。历史上似乎每当中国经济发展、市场繁荣，都会引发中国文化走向的讨论，如唐宋时期、明清时期。现在中国经济经过过去30年改革开放大发展，又让我们开始回头考察中国文化的价值体系，以及未来的走向。

　　今天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变化，确实是史无前例的。我看文化和社会变迁的角度，可能和传统文人不一样。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前不久我和夫人在公园散步，公园路上有很多干树枝，我想起在上世纪70年代，我在家乡湖南茶陵农村，每天都要上山砍柴。如果那时我家附近山上也有这么多树枝，那我砍柴的任务就会容易得多。现在我们那个村不再砍柴了，而是烧煤了，我就在想，什么时候什么原因促使这样的转型发生呢？

　　我发现，要了解湖南那些村的社会变迁，也许可以从青霉素的出现开始。青霉素等抗生素的出现，使得婴儿的死亡率发生了根本性的下降，造成人口大规模增加。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期，我们家乡附近山上的树全被砍光了，靠木柴为燃料的生活维持不下去了，只能改成烧煤。但我的家乡不产煤，怎么办呢？恰恰在那时，公路网络逐步建立，汽车、卡车、拖拉机开始普及，就把我们村的经济和几十公里之外的湖南其他县的经济联系了起来，这是一个主要的突破点。

　　我们村为了买到煤，马上和其他县的经济联系在一起，这又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其中的一个是，原来不怎么需要现金的农村经济，现在对货币的需求就增加了。原来村里每一家自己种粮食、自己织衣服，完全是自给自足的经济，但现在为了赚到买煤的钱，每家每户就必须开始从事某一项可以拿到市场上换到货币的经济活动，专业分工就开始出现，如养猪、养鱼、种西瓜等等，地方经济发生很大的变化。同时人口的流动也更加频繁，一些人出去读书，另一些人流动到就业机会更多、收入更高的地方。这些都对儒家所主张的名分等级的社会秩序，形成了一个根本性的冲击和挑战。

　　过去很多研究文化的方式，只是从四书五经出发的自我陶醉，以为那是中国社会，那和现实中国社会距离太遥远了。正因为这样，我们除了用传统解读经典的方式来研究文化之外，更应该引进一些别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才能真正找到中国文化未来走向的药方，提出真正有用的建设性意见。

　　五四倡导的自由难以实现是由于缺乏金融市场

　　五四时期所强调的个人自由、民主、宪政、法治，经过了近100年的发展，为什么至今还是没有完全实现呢？我们不妨回过头去看看当时所讨论的这些主张、观点和思想，到底缺乏了一些什么？五四时期，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的知识分子，大家都向往自由、民主、法治等，但开出来的药方差别很大。左派知识分子最后得出的结论，为了实现个人自由、实现法治，根本的答案是公有制。除了胡适之外，当时绝大多数五四知识分子忽视了私人产权对自由的核心、基础性的作用。倡导自由主义的胡适认为，你把所有个人的财产都交给国家或者一个集体，那么你有什么基础实现你的个人自由？这跟人的本性是有矛盾的。

　　第二个完全被忽视的，是我新增加的内容，就是金融市场的发展对于个人自由和法治的基础性作用。仅仅有私人财产，没有医疗保险、养老基金等各种外部金融市场的发展，每一个人对未来生病、养老会充满不安，觉得没有着落，这时不是把“孔家店”打倒，而是不得不重建。因为有了儒家“三纲五常”等制度安排，才可能在金融市场没有发展起来时，对个人提供一些基本的帮助。

　　所有文化体系的推出，目的都是要让人生存的概率达到最大。人的生存需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生理需要，吃饭、穿衣等等，还有就是精神的需要。每种需要又可以分为两种，一是今天的需要，二是未来的需要。明年也许我会很幸运，也可能很不幸运，后年、大后年以此类推，我会发现我剩下的这一辈子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

　　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所有的金融机构，其实就是在不幸和幸福的状态之间，做一些价值配置。比如保险公司会在不幸状况发生时，给你一些补偿，如果不发生意外事件，保险公司不付任何钱。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所有的金融交易描述成实现不同的时间、空间之间的价值重新配置。但是为了完成这个交易，交易安全、交易成本是核心。

　　儒家文化和金融市场哪个效率高

　　下面我通过几个典型的金融交易，即价值在时间、空间配置上的安排，讲一下儒家文化和金融市场的关系。

　　儒家文化主张以家庭为基础，以血缘关系为实现跨时空价值交易的基础，这和金融市场之间有很强的替代关系，甚至是竞争的关系。比如养老的经济需要。中国人的养老方式是“养儿防老”，生下孩子，把孩子养大，供其上学，等你老了以后，你的孩子要孝敬你，供你养老。支付结构上大致是你今天付出，未来有回报。这种支付结构的安排，从金融设计的角度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是最难做到的是信用。父母在子女身上做了那么多的投资，如何保证子女未来一定孝敬父母呢？这就是儒家文化所主张的“孝道”的核心所在。为了让父母在子女身上做最大限度、最大可能的投资，必须要让父母心里感到很踏实，就需要儒家所主张的这种社会秩序。

　　儒家的“三纲五常”，以血缘、代际、年龄以及男女性别确定名分等级秩序是非常刚性的。尤其子女对于父亲是绝对不能还嘴的，没有任何讨论空间。这种刚性的秩序之所以有必要，就是因为只有如此，上述这种跨时间的交易才能有足够高的可靠度。换句话说，儒家所主张的等级秩序和价值体系，实际上就是为了把这种养老保险的代际交易能有足够高的兑现概率。正如现在的股东权益保护，父母是投资者，子女等于你的股票、债券或信贷，为了保护投资人的利益，必须得有一套行为规范体系，保证在你活着时，子女必须无条件服从。如果子女还没长大翅膀就硬了，作为投资人，你今后的投资回报就可能无法保证，你就必须开始做其他的安排了。儒家文化存在的价值，就是通过子女以非常人格化的方式来代替今天我们所熟悉的不同保险金融品种。

　　中国人认为生孩子最好是儿子，因为女儿要嫁出去，是别人的。为了最大化老有所养效果，父母希望有更多的孩子，最好是有三四个儿子。传统社会中“三妻四妾”的制度安排，有很多妻子甚至主动要求丈夫纳妾，实际上也有很强的经济原因。因为如果妻子无法生儿子，妾生的儿子，第一服务对象当然是父亲，但第二服务的对象是大妈，亲生母亲反而是排在第三位的。

　　如果有保险公司提供人寿年金、养老基金等产品，以“养儿防老”来实现养老保险的要求就会下降很多。未来中国社会，即使没有计划生育，随着越来越多的养老金融产品出现，中国人不再需要生更多的孩子来实现养老，人口增长会放慢。

　　我总结一下，实现养老的经济利益交换的需求的方式，在人类历史上基本上存在四种方式，第一种是最传统的方式，以家庭血缘关系的“养儿防老”。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把家族看做是内部金融交易市场，传统社会赞赏四世同堂、五世同堂，认为家族人越多越好，就是因为家族越大，内部金融交易市场所能够实现的风险分摊、跨时间收入配置的效果会更高，家族越小，可以交易的对象就越少。第二种是社团组织，比如西方以共同信仰为基础的教会来实现养老保障，中国的广东和香港等地区有自梳女。第三种是金融市场。第四种就是依赖政府，通过税收等实现。第四种方式带来腐败风险、道德风险的空间太大了，没有个人的选择权，连结婚都要领导同意，可能不是很好的安排。

　　我个人觉得，今天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市场化的变迁，从原来完全依赖家庭，慢慢过渡到市场。在家庭和金融市场这两个养老解决方案里，哪一种更好呢？市场安排肯定是效率更高，通过血缘关系来互相保障的交易安排效率是非常低的。

　　依赖家庭、家族来解决风险交易，需要有类似于儒家文化这种刚性的社会秩序来最大化减少违约的风险，但如果由保险公司、银行、证券公司等来代替家庭提供非人格化的人际交易，就需要外部化法律体系来支持，这就是民主、法治、宪政在西方社会出现的原因。当今天中国人越来越多依赖于金融市场来实现经济安全和人际交易，就必然提出对外部非人格化的制度要求，否则市场解决方案很难实现。如果大家购买保险之后无法兑现，还是觉得亲人更可靠，最终只能回到家庭解决方案。

　　很多学者和业界人士，以及业余爱好者都会说，既然通过儒家价值体系、等级秩序的安排也能够给中国人提供生活保障，对未来养老的安全感，实际上过去2000多年都在这样做，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要搞金融市场呢？甚至给贪污腐败的人提供那么多的机会，为什么要这么做？从价值判断角度来讲，在原来中国社会温饱都没有办法解决时，在儒家的名分等级秩序之下，牺牲个人权利、个人选择，每一个人按照自己的社会地位约束自己的行为，接受“三纲五常”的约束，这种文化制度安排是可以接受的。因为那时，大多数人会说生存比个人自由更重要。但是到了今天，中国社会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再通过家庭来实现人际之间的利益交换，代价是越来越高了。

　　比如，现在中国社会年长的人，实际上每天的生活保障是很不安的。据我的观察，很多时候父母向子女要钱会觉得在人格尊严上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尽管他们是你的子女，但等你老了以后，每天只有被动等待，充满了不确定性。如果以前通过养老保险等金融投资，每一个月靠原来积累投资的收入来花钱，对于人格尊严就好很多了，你去打一次高尔夫球，花了700块钱，你的子女会说：“我给你钱你居然去打高尔夫球？”靠子女供养，你是债权人，子女是债务人，生活和消费的方式，就要受到债务人的约束。这种债务和债权人的关系，决定了年长的人，靠子女养活，尊严和权利是会付出很大的代价。

　　对于我这样四十几岁的人，大多和父母住在一起，多数情况下使得夫妻家庭生活影响很大。我在美国一位朋友，他在湖南的父母给他打电话，让他必须要回到湖南。他说自己有妻子、女儿，他们不愿意回来。他父亲一直向他施加压力，最后他和妻子离婚了。还有一位访问学者告诉我，以前父母对他到哪里总是很不放心，但他给父母购买了保险之后，一下子就改变了，不再给他压力。

　　家庭功能应由经济交易转为感情交流

　　把经济交易的功能，从家庭剥离出来，由金融市场去代替，对于整个中国社会的转型和文化的变迁，是一个核心的关键点。

　　因为原来没有别的选择，所以儒家学者提出的“三纲五常”等主张，给中国社会过去两千多年的贡献很大。至少在没有外部化的制度架构建立起来，市场也没有发展的中国社会里，通过强化家庭内部的利益交换功能、风险交易功能，使得中国的家庭和整个民族能够不断地发展下去。但是到了今天，有了发达的证券公司、保险体系等等，通过家庭内部这种阉割个性、权利，强调刚性，必须服从、没有选择等的价值体系，存在的必要性已经没有了。

　　我们都知道，把感情交流和利益交换捆在一起，我们根本分不清，你爱我到底是爱我口袋里的钱，还是真的爱我这个人。过去婚姻强调门当户对，因为原来结婚作为制度安排，是为了实现经济交易功能。而今天的中国社会，个性化的表达可以表达出来，和市场化的发展关系很大。因为不再靠领导、靠单位吃饭，有钱可以自己买房子，可以自己开公司，没必要压抑自己的个性。何况有了金融证券的安排，结婚不结婚都没有关系，或者结婚也不生孩子。正是有了这些金融的发展，家庭的经济交易功能由市场取代得越来越多，家庭的感情交流功能越来越强。这个转型正在进行。

　　儒家价值体系强调不能有个人选择，无法促进家庭定位由经济交易功能向感情交流的转型。因为感情是逼不出来的，不能够说因为你是张三的儿子，所以你必须爱张三。我女儿尊重我和爱我首先不是因为我是她们的父亲就必须要尊重我和爱我，更多时候她们完全是和我对话的朋友，平等、自由、权利是当今社会必然追求的价值体系，如果还是强调延续名分等级秩序，就像是包办婚姻，彼此只有利益捆绑，至于爱不爱，是很奢侈的一种诉求。虽然不排除包办婚姻也有感情，甚至爱情，但多数情况不是这样。

　　从今天实际的情况，如何来看待未来中国社会的走向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和一些研究生过去几年做了一些研究，对中国一些城市做了抽样调查。包括大都市（北京）、大城市（济南、成都）、中等城市（临沂、潍坊、内江）、小城市（长庆、隆昌）还有5个村。我想通过横切面的变化，看到中国社会在文化变迁上总的趋势是什么样的。

　　其中一组数据是“你为什么要生孩子”？给出四个选项，第一是因为爱孩子，这是感情因素；第二是养子防老，这是经济交易功能；第三是传宗接代；第四是其他原因，可以多选。从中可以看出文化差别到底有多大。具体数据见附表。

　　在北京，61.8%左右的人回答说因为爱孩子；农村是20.5%，所以你在农村长大，你的父母之所以生了你，只有1/5的概率是因为喜欢孩子。而从经济利益角度看待生孩子，北京是18.1%，而农村是62.1%.传宗接代在农村只有17.8%，而大城市、省会城市、中等城市有24%-27%，开始看到这个数据我很难理解，我们一般以为农村的人更认为是传宗接代要孩子。但是也许可以这样解读这个数据：因为农村人现在都已经意识到靠子女来养老，越来越不能指望了，因为生完孩子要供他们读书，要帮他们找工作，工作之后可能在其他地方生活，不会再回来。人口流动的增加对于农村社会所能够依赖子女来实现养老的相信程度越来越低，所以传宗接代反而对农村是一个更奢侈的愿望了。反而可能是大城市、中等城市的这些人，在解决自己温饱、挣钱差不多之后，突然之间发现还是要生一个儿子好。我的一些朋友创业到一定程度之后，发现只有一个女儿，开始意识到没有必要再继续把企业做大、做强，因为没有儿子。

　　从大都市到大城市、中等城市，一直到农村，经济功能和感情交流功能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这些数据我明显感觉到，北京人的价值观念和美国人非常接近，他们看到子女想到养老越来越少，所以他们对待子女那种强迫就大大减少了，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平等程度和传统中国家庭相比已经有很大的变化。在广州可能也差不多，开始出现根本性的转变。

　　城市里的人、农村里的人，什么样的人更会说因为感情所以要孩子呢？什么样的人会因为养儿防老，因为这样的经济功能所以要孩子呢？我对样本的分析表明，城市里的人更会说因为感情，农村的人更会说因为经济交易功能，养儿防老。原来我们以为收入水平对于决定一个人这方面的价值取向很重要，但是我们发现，实际上收入水平并不是很重要，而是已经买过保险等有养老保障的人更会说因为感情所以要孩子。有没有使用过现代金融产品，成为比较重要的解释变量。受教育水平高的，更会倾向于因为感情而要孩子。男性和女性的态度基本上差不多，女的稍微更倾向于因为感情要孩子，但在统计上差别不大。还有就是年龄，年龄越大的人更会倾向于养子防老。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某一种意义上，金融市场和家庭之间有一种互相竞争的关系，或者说互相替代的关系。一旦市场更发达，不管是西方还是中国，都会发现依赖金融市场来实现个人生活，比依靠子女这种人格化的经济交易来达到目的远远更好。正因为这样，在唐宋和明清，以及现在，每次中国市场发展，达到一定的高度，市场明显可以挑战或替代原来的家庭、家族所实现的利益交换功能。所以现在又出现文化大讨论，我一点也不奇怪。但我要强调的是，这一次文化的大讨论，如果还是像唐宋和明清得出的结论一样，仍然是重新回到儒家的名分等级秩序，以此建立和恢复社会的诚信体系、家庭体系，在我看来更多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但现实中很难实现。我们现在恰恰应该重新定位中国的家庭，把以感情交流作为中国家庭的最主要的目的和定位。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可以让更多的中国年轻人和年长有家庭的人，把更多的时间和自己的子女、妻子、丈夫多一些交流，增加家庭成员之间彼此的了解和感情的深度，而不只是像原来那样，因为她是我的女儿、他是我的儿子，所以必须要服从我。

　　现场提问：陈教授，刚才听了您的讲座，打开了新的视角。但您把养儿子比作买股票，这是不是降低了人的价值和意义？还有，您觉得人原来是父母的奴隶、领导的奴隶，现在市场化后，难道人就不是市场的奴隶、金钱的奴隶了吗？从家庭到市场这个转变人都摆脱不了奴隶的命运。

　　陈志武：谢谢，你讲的这几个观点都很好。从家庭转变到市场，由市场来实现经济交易功能，同时把经济交易功能从家庭解放出来，这是升华还是退步？在座的朋友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我的看法这是一个进步。本来人的生产能力、收入水平很低时，迫不得已，通过结婚成立家庭来实现本来可以由市场来取代的人际交易功能，现在让家庭的感情交流真正被解放出来，把感情提升到新的高度，难道这不是进步吗？市场交易最好的地方在于，它是一槌子买卖，你向银行付完了利息和本金之后，和它就没有关系了，而如果我的兄弟以前帮助过我，这个债是一辈子都还不清的，永远没有了结的时候。这是很大的负担，是一种非常低效的安排，所以我更喜欢更干脆的，利益交换完之后就了结了。

　　做市场的奴隶还是父母的奴隶，这有本质的差别。差别就在于自由选择权。你可以选择做房奴，去买超过你的经济能力的房子，你也可以选择不买房子。市场化就可以让你有很多的选择，我在北京就选择租房子。人类社会的资源是有限的，每一个人为了让自己生活得更充实，也应该为自己的责任负责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选择不接受这些责任。相比之下在计划经济时代，如果你的婚姻、住房、工作等等，都只能和某几个人打交道，那就没有任何选择的空间了。市场化提供了多种选择，如果我们自己不负责任地做一些选择，那当然会使自己变成一个奴隶。只要是有选择权而做的交易，就谈不上奴隶、压迫，因为你可以选择不接受。

　　现场提问：陈教授一直在强调金融市场化的情况下儒家孝道文化即将终结，但我们又在强调要弘扬我国的一些传统文化，那我们应该怎样在金融市场全球化的趋势下继承我国的传统优秀民族文化呢？

　　陈志武：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了。儒家孝道文化的终结与中国金融业的兴起，这种此消彼长，不一定是已经完成，而是正在发生的过程，至于哪一天实现，我也不知道。其实，所谓的中国文化，也是一直在变化。蒋庆等人说要完全保留中国文化的一致性，我就在想过去两千年里中国文化就没有真正一致过，比如说宋朝对儒家文化的修正和补充，在很多方面是根本性的、革命性的改变。我认为这一次社会的演变，原来刚性的三纲五常等价值体系，会逐渐被放弃。个人自由、民主、法治等等，都是和儒家的名分等级的主张完全相反的。很多新儒家提出的说法，出发点是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西方不一样，我觉得我们追求的是更好的生活，是人生阅历更加充实，而不是为了跟人家某方面而去不一样。我也相信更大多数中国的人也是更在乎生活得更好，而不是太在乎为了和西方不一样而去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