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

　　世贸组织小型部长会议已告失败，多哈回合再次倒在最后一步。面对这个令人不快的既成事实，我们需要明辨自己的利益，思考下一步作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看到，在某些方面，多哈回合再度失败对我国也未必完全就是坏事。

　　农业和农产品贸易是乌拉圭回合以来大多数世贸组织成员方眼里的谈判核心，也是多哈回合屡屡受挫的症结。农业和农产品贸易问题划分为出口竞争（出口补贴）、国内支持、市场准入和非贸易关注4个方面，前三者又称为“三大支柱”。实事求是地说，历史和现实决定了中国农业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不得不长期充当原始积累来源，我们对农业所取者多，所予者少，而且这种局面未能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及时转变。如果说改革之前我们兴建了大量的水利设施，在自主研发良种等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铺设了大范围的农业技术推广和实践网络，从而为后来解决饥荒问题奠定了基础；那么，改革以来，不仅这些方面的停滞倒退令我们汗颜，而且农业、农村更多地沦为所谓农业生产资料行业无休止索取的对象，在“扩大对外开放”、“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又优先沦为取消保护的牺牲品，以至于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农产品关税保护水平进入全世界最低行列。在农产品市场准入方面，中国农产品关税从入世前的54%下降到了当前的15.3%，而欧盟、日本、挪威的农产品进口平均关税分别为22.8%、41.8%和70.7%，某些具体产品的进口关税率更高达1705.9%（如日本魔芋）；至于出口补贴和国内支持方面，中国还远远没有把世贸组织规则所允许的政策用足。

　　虽然对农业多取少予的阶段无法避免，但在中国经济实力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的情况下，我们让农村和农业转而休养生息已势在必行。近两年国家政策的这个取向正日益鲜明，在多哈回合这次小型部长会议上，我们明确表示要加强对水稻、棉花等农产品的进口保护；中国人民银行也刚刚宣布把信贷额度增加5%，且新增信贷额度只准用于中小企业和农业。既然多哈回合一时无法达成协议，既然我们在农业和农产品领域的任务是把世贸组织规则用足而不是进一步削减贸易壁垒，那么在多哈回合最终达成协议之前的这段时间里，我们该做的事情就是把许诺对农业增加的投入落到实处，并增加新的必要投入，巩固我们的农业基础。特别是水稻、棉花、糖料作物三个领域，我们该提高进口关税就提，该增加生产补贴就增加，欧盟一头奶牛每天享受的补贴高于中国西部农民每日生活费的现象不能再延续下去了。

　　在非农产品市场准入方面，虽说削减关税壁垒总体上对中国庞大的制造业部门有利，但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在自主先进制造业方面还相当落后，某些方面甚至比改革之前还倒退了。而且，土耳其等发展中国家还要求将中国优势突出的纺织和服装产品谈判“分部门”对待，单独进行，意图以此为纺织和服装部门保留较高的贸易壁垒，以便将来自中国、越南等国的竞争拒之门外，并为土耳其等国在美国、欧盟等主要纺织服装进口市场保留较多不受中国竞争的份额，帮助他们的企业利用美欧市场各种对中国的歧视性安排坐收渔利：迫使受到限制的中国厂商或是接受他们的贴牌订单而不是用自有品牌直接向最终市场出口，或是被迫连工人带设备成建制迁移到他们这些国家生产。从这个方面来看，多哈回合再度受挫，对我国自主先进制造业等部门来说未必全属坏事，而是赢得了更长的喘息、发展时机，切不要错过。对我们国际竞争力相对滞后的现代服务业部门，同样可作如是观。

　　就整体而言，我们目前还需要充分消化吸收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成果，对多哈回合谈判扩大市场准入成果的需求不是特别强烈。既然多哈回合再度受挫，在中短期内，我们完全可以加大力度推进双边和区域贸易自由化，满足我们对出口市场和进口来源的需求。特别重要的是，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推进与东盟国家的贸易自由化，让我们在东亚市场扮演商品吸纳中心的角色，让整个东亚经济减轻对美欧市场的过度依赖。但从长期来看，作为一个出口市场和进口来源覆盖全球的国家，世贸组织这个全球多边框架对我国的作用无可替代。不仅如此，我们的目标是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经济强国，而世界经济强国的地位不仅体现在经济规模，更要体现在对国际经济规则的影响力。所以，在多哈回合谈判再度失败之后，我们需要扮演的角色仍应是一个积极的推动者，尽管我们不必给自己规定明确的期限，从而自找麻烦。同时，我们的推动作用可以体现为直接推动多哈回合谈判重新启动，也可以表现为在双边和区域框架下推进我们所主张的贸易规则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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