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梁威林

　　籍贯：广西博白

　　出生时间：1911年3月12日

　　去世时间：2008年5月12日

　　生平简历：1935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参加革命，193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回国参加抗战，在上海担任抗日青年救国团副团长；来到广东后，先后担任中共西江特委副书记、东江特委书记、粤赣湘边区委副书记、粤赣湘边区纵队副政委等职务。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东江地委书记、粤东区委宣传部部长、粤北区委副书记、广东省教育厅厅长。1957年至1977年，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1977年至1983年先后任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广东省副省长；1983年至1985年担任广东省第五届政协主席。1983年至2004年担任白天鹅宾馆董事长。

　　1911年，梁威林出生在广西博白一个农村家庭，就读于桂林师专。在学校里，梁威林就是个“不安定分子”，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当时的县长跟校长说：梁威林是共产党，必要时要抓起来。

　　就这样，梁威林被迫走上留学之路。带着家人给的100块大洋，1935年冬天，梁威林从香港坐船整整一周来到日本，进入日本大学攻读经济学。

　　在日入党 投身抗日洪流

　　在日本留学一年后，梁威林成为了真正的共产党员，并在党组织的帮助下完成了学业。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梁威林来到上海，投身于抗日的洪流中。在组织的安排下，梁威林在广东加入东江纵队。

　　今年88岁的郑群与梁威林结识于1941年，至今他仍亲切称梁威林为“梁哥”。在郑群的印象里，梁威林在游击队里威信很高，平易近人，说话逻辑性很强。

　　郑群对1945年日军投降后梁威林参与的一次战斗印象尤为深刻：当时，“梁哥”带部队去紫金县搜捕日军，带头冲进日军的炮楼里，突然一颗子弹飞了出来，擦着他的额头飞过。真是万幸！事后，“梁哥”受到了东江纵队政委尹林平的批评，“你是一个指挥员，怎么能冲到一线？精神可嘉，但如果出了事怎么办？”

　　这桩往事，东江纵队老战士聚会笑谈时经常提起。2003年，得知惠州要筹建东江纵队纪念馆，已是92岁高龄的梁威林坐着轮椅，乘车从广州赶到博罗县，亲手将2万元交到筹建纪念馆的工作人员手上。郑群记得，2005年，在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时，老战友们在从化温泉举行了一次“畅谈人生无悔”的聚会。耄耋之年的梁威林回首当年穿梭枪林弹雨，神色依然慷慨激昂。

　　总理保护 幸免“文革”劫难

　　1957年，以广东省教育厅厅长身份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梁威林突然接到一个通知：中央政治局决定，任命他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

　　这一任命非同一般：其时，中央与港英当局关系微妙而紧张。1955年4月，新华社香港分社第二任社长黄作梅在香港乘坐包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前往印尼万隆参加亚非会议，因国民党特务安放炸弹，飞机突然爆炸，黄作梅遇难。此后，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一职空悬两年多时间。

　　中央为何在这一非常时期挑中梁威林作为中央政府在香港的行政最高负责人？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的祁锋分析说，“他的见识广、人缘好”。梁威林曾在日本留过学，抗战期间至新中国成立前，先后在泰国参与负责华侨党的工作、在香港参与广东区党委工作。

　　1958年初，47岁的梁威林带着周恩来总理和国务院外事办副主任廖承志“做好统战工作，广交朋友”的殷殷嘱咐，与妻子徐英赴港上任。他没想到，这一去就是20年。

　　这20年，国际局势波谲云诡，国内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文革”中，梁威林曾提出要回国参加这场大运动，被周总理否决。浩劫过后，梁威林才意识到：总理的否决，实际上保护了他幸免于难。为此，梁威林对周总理感恩至深，他一生最为遗憾的是，虽曾多次与总理见面，但却没有留下一张与总理的合影。

　　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一职担负的使命特殊而重要，且具有很高的机密性。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副巡视员刘子健回忆道，他曾多次建议梁威林晚年写下自己的在港经历，甚至用了激将法，但梁威林仍然不为所动。

　　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梁威林接受刘子健访问，谈及自己在港工作20年最深的体会，老人道出两个字：友情。

　　出于做好一个、带动一片的考虑，1958年，梁威林通过李冲（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总编辑，已故）介绍，结识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位“战友”——霍英东。第一次见面的情形，梁威林津津乐道：第一次宴请，大家都有些紧张，有人甚至私底下称这个饭局是“哑巴饭”——不用说话，光听共产党干部训话。但没想到，饭桌上的气氛相当融洽，双方在爱国方面有共同语言，从而消除了先前的一些误解和隔阂。饭局结束时，大家都觉得意犹未尽。霍英东提议：这样的聚会以后每月一次。从此以后，通过霍英东，梁威林又结识了不少香港地产界的头面人物。

　　1977年10月的一天，香港火车站人头攒动。香港各界旧雨新知欢送梁威林夫妇回广州履新。人群中，一身笔挺西装的霍英东面带微笑，与梁威林握手话别。两人脸上并未流露出太多依依不舍的神色———仅仅过了一年，霍英东与梁威林在广州再续前缘，更加密切而深入的来往从此开启。

　　愤然投书 助天鹅挺过危机

　　1978年，改革开放之门在广东率先推开。就任广东省副省长的梁威林分管旅游、贸易工作。许多外商对国内局势仍在迟疑观望，而霍英东已瞄准时机，开始加大在内地的投资。

　　其时，内地没有一家像样的五星级酒店，梁威林找到老友霍英东，于是，中国第一家自行设计、建设、管理的现代化大型中外合作酒店———白天鹅宾馆应运而生。

　　合同尚未签好，霍英东先行投入1350万美元作为宾馆的建设资金，国家以合作企业名义，向银行贷款3631万美元解决了建设所需的其他资金来源。1982年，白天鹅宾馆落成之际，梁威林接到了他政治生涯中又一次特殊任命：广东省政府委派他以副省长的身份担任白天鹅宾馆董事长。霍英东任副董事长。这在当时中国中外合作企业中，是前所未有之事。

　　“梁老不会过问‘白天鹅’具体的经营管理事务。但是没有梁老，‘白天鹅’说不定就完了。”现任白天鹅宾馆总经理室主任的黄抗美，从1981年起一直在白天鹅宾馆工作，亲历、目睹了“白天鹅”20多年来的风风雨雨。

　　1998年12月3日，梁威林写给当时的省领导李长春、卢瑞华和王岐山的一封重要信件，揭秘了白天鹅宾馆的一场风波。

　　1997年10月，白天鹅董事会根据省府决定，将与霍英东的合作期由原定的15年延至20年。平地无端起风波。当时的广东省旅游局有关负责人对白天鹅宾馆延长合作期限、董事会运作等问题横加指责、非难，甚至以“中方权益”为由，认为“中方资本流失”，还致函霍英东、梁威林表示不满。

　　此事闹得沸沸扬扬。86岁高龄的梁威林挺身而出，愤然投书。在信中，他澄清是非曲直：“宾馆的中方不是省旅游局，而是省政府本身。后来，省旅游局曾一度又称合作协议上的甲方———‘广州白天鹅宾馆’是所谓的中方投资者，并称该公司是省旅游局的所谓‘直属企业’。但实际上该公司是一无银行账号、二无工商税务登记的有名无实公司。省旅游局利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外商投资法规不健全而导致的某些协议文本上的缺陷，对白天鹅宾馆频频发难，显然是不公正的”、“作为行业主管部门，如果老是既想当‘球员’，又想当‘裁判’，无论如何是与改革的方向相违背的”。

　　在这封信中，梁威林为霍英东“叫屈”：“半个多世纪以来乃至改革开放期间，他真诚报效祖国的拳拳赤子之心是有目共睹的……他的热心，换来的却是说他‘没有投资’、‘不担风险’的冷言冷语。其内心的委屈，可以想见。我认为，这个问题应是到了根据历史事实予以澄清的时候了。”

　　正是梁威林的这封信，令白天鹅宾馆最终度过危机，也极大地维护了霍英东的声誉。

　　搭档霍英东 50载友情不变

　　在外人看来，梁威林与霍英东这对搭档是天作之合。“他们不张扬，没有那种生意场、官场上称兄道弟的客套，内心里有一种不言而喻的默契与信任。”

　　广东省政协科教卫体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刘力强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担任梁威林的秘书。在他的记忆里，第一次陪梁老出差，是到中山温泉别墅参加白天鹅宾馆的一次董事会。刘力强说，那次，梁老以年事已高为由，提出辞去董事长职务。会开完后，霍英东邀梁老同乘一部车，前往珠海参加一个拍卖会。一路上，霍英东极力说服梁老继续留任董事长，具体事务可以不用多操心。

　　霍英东挽留梁威林，兴许并非仅仅出于友情，也包含着对白天鹅长远发展的一番考虑：如果换个人来，在合作理念上是否能够达成一致？且这个人能否像梁威林那样，既是相互熟知的朋友，又在官员中拥有深厚资历、能镇得住场面？

　　回头看1998年白天鹅宾馆的那场危机，霍英东的挽留确实有先见之明。在1998年梁威林致广东省党政领导的那封重要信件末了，梁威林郑重表示辞去白天鹅董事长的职务。“个人的去留不足为道，但此时，我仍惦记着白天鹅宾馆的长治久安问题。”老人亦深明霍英东的担忧，语气恳切地“希望省领导能认真甄选，派出一个政策水平较高、并能与霍英东先生友好合作的适当人选担任白天鹅宾馆董事会领导，以保证白天鹅宾馆越办越好。如能遂愿，我心则宽矣。”

　　2004年2月，白天鹅宾馆与霍英东合作期满，资产正式移交广东省政府。收归国有前，霍英东曾有意以承租形式继续经营白天鹅宾馆。黄抗美回忆说，当时梁老也十分支持，认为此举有利于宾馆的发展。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设想最终未能达成。梁老心中也感到遗憾。

　　这一年，在白天鹅宾馆董事长位子上坐了22年的梁威林光荣卸任。宾馆原董事总经理杨小鹏记得那一刻，老人的脸上满是安详与宽慰。

　　2006年10月28日，霍英东病逝。梁威林痛失这位交往了半个多世纪的老友，不胜唏嘘。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梁老回首与霍公交往的点滴往事，高赞“他有魄力，他爱中国！”

　　心生伤悲 助人却遭怪责

　　与霍英东的交往，足见梁威林是重情重义之人。他的情，亦展现于他与妻子徐英携手走过的人生旅程中。1938年4月17日，梁威林与同在抗战教育实践社的徐英结为夫妇。在儿女们看来，这对老人分工明晰：梁老操心国家大事，徐老打理家庭事务。“没见他们吵过架，有时候老太太性急，而梁老为人随和，从容不迫。”

　　1998年，儿女给父母办了一场庆祝结婚60周年的宴会。时任广州市政协主席的陈开枝举杯笑问：“梁老、徐老，您们为什么能这么长寿又长守？”梁老脱口应答，“我们志同道合、不拘小节，就这样风风雨雨走过了60年。”寥寥数语，令在场晚辈深为感动。

　　令梁威林的部下颇为感慨的是，梁老爱护妻子、儿女，却不利用自己职权之便，给他们特殊照顾。三女梁小威说，父母去香港工作，儿女留在广东，交保姆照顾。当时国内物资紧缺，但父亲偶尔回来探望，却从不曾给他们带过一件手信。父母在香港工作20年，也从来不曾带儿女到香港逛逛那“花花世界”。老人膝下四个儿女，全靠他们各自打拼，有的到退休前，在单位里也只是普通职工，连套房子也没分到。

　　梁老一生自认做人清清白白、堂堂正正。对部下、乡亲的要求，出于助人之心，也尽自己所能给予关照，但有一桩助人之事，却令老人深怀不安。

　　黄抗美说，梁老曾介绍一位老乡的儿子在白天鹅宾馆当保安。孰料此人表现不佳，被批评时，总是甩出与梁老的合影做“护盾”。宾馆领导忍无可忍，开除了他。而此人存心报复，打电话诈称在宾馆里放了炸弹，引发一场虚惊，最终被警方逮捕坐了牢。老家人却以此责怪梁老没有照顾好。梁老近年病重住院时，与人聊天提及此事，依然心生伤悲，老泪纵横。

　　不写自传 拒绝歌功颂德

　　亲历过抗战烽烟、香江风云，躬身于改革开放，大气捭阖的梁威林亦追求生活情趣。每到冬天，他便会邀上刘田夫等老友到海南三亚，在大海里自在畅游，这项锻炼一直坚持到80多岁时。每当亲友在卡拉OK厅聚会，梁威林也会兴致高昂地高歌《当我们还年轻》、《达坂城的姑娘》、《送你一朵可爱的玫瑰花》等经典老歌。

　　梁威林最爱欣赏古典音乐，直到深度昏迷进了重症监护室，他的病床前还放着一对小音箱，播放着老人最钟爱的贝多芬、莫扎特等大师的经典之作。主治医生说，梁老对音乐反应特别明显，有时候血压高，一放音乐，血压就会降下来。

　　梁威林的三女婿陈纪萱近几年一直忙于收集、整理梁老各时期的照片和履历档案，计划以影集形式展现老人的一生。陈纪萱说，家人也多次建议老人写自传，但老人总是拒绝。“他说，‘列宁不相信回忆录’，又说，‘如果中央要我写，我才写。但是写下来也只能交给中央，不能给家人看’”。家人再三劝说，梁老才同意编写影集，但原则是按时间顺序来编排，不要歌功颂德，过分吹捧。

　　一次，梁老读初中的曾孙翻看老人早年戎马倥偬的老照片，大为吃惊：“原来太公这么威水啊！”老人一听此话，风趣地答道：“你以为我是草包啊。”一家老小笑成一片。

　　在梁威林九十寿辰时，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挥毫写下“仁者寿”赠与梁老。不久前，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为梁老的影集题字“岁月留香”。

　　而今，梁老安然驾鹤仙去。在天国中，老人会否翩飞于香江，感慨当年风云激荡，或回眸凝望鹅潭，与老友霍英东互道别来无恙？

　　本报记者 许黎娜 实习生 肖雪龙

　　（图片由梁威林家属、白天鹅宾馆及广东省政协提供，署名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