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月，许多深圳人又想起了袁庚和梁湘。

　　当胡锦涛总书记强调“要坚持解放思想，对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进行系统的回顾总结”时，深圳人首先想到了袁庚和梁湘！是袁庚在蛇口树起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益就是生命”的宣传栏，是梁湘让特区第一次发生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新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掀起新一轮解放思想大讨论时，深圳人首先想到了袁庚和梁湘！是袁庚和梁湘发扬了“杀出一条血路”的精神，是梁湘坚定地顶住了“姓资姓社”的诘问非难。

　　当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新任市委书记刘玉浦提出要清醒地看到影响深圳科学发展的制约因素，破除贪名图利、得过且过、墨守成规、缩手缩脚、视野狭窄等思想观念障碍时，深圳人首先想到了袁庚和梁湘！仿佛看见了梁湘在蛇口与袁庚相依拥立，紧紧握手……

　　牢记特区精神内核

　　不断大胆解放思想

　　在广东新一轮思想解放大讨论在深圳特区正向纵深推进之际，我们必须重温和重申特区的精神内核。深圳特区的精神内核是什么？

　　深圳的精神内核就是坚持不断大胆解放思想。何谓大胆解放思想？就是深圳新任市委书记刘玉浦所强调的，“在解放思想的过程中，很重要的是要切实做到有胆有识。”

　　只要深入回顾总结袁庚和梁湘携手在深圳“杀出一条血路”的改革历程，可以发现，解放思想的关键首先是观念开放，没有开放就没有思想解放―――开放就是宽容与包容，共生与共存，以民主科学共生的胸怀，让中外文化和朝野各种观念在共生合作中和谐发展。

　　中外文化共生共存

　　深圳速度开始腾飞

　　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质，就是不断扩大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共生度，请看袁庚和梁湘如何宽容与包容中外文化和朝野各种观念在深圳共生共荣：

　　其一，让中外文化共生。

　　袁庚将改革开放理解成扩大中外思想文化共生度，与其独特经历分不开。袁庚曾有长期与美国合作的阅历，他深明中外文化共生的益处。所以，1978年袁庚出任香港招商局“第29代掌门人”时，就主动向中央请缨，开拓“蛇口工业开发区”，以中外文化共生的改革，首创招商引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和干部民主竞争选举、新闻舆论监督独立，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试管”，并以“卒子过河不回头”的精神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总设计从蛇口推向深圳，推向珠三角和沿海特区，进而波涌长三角直至“全国山河一片红”。

　　袁庚说，我认为“一股独大”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在蛇口，几乎什么形式的所有制都有生存的权利，正是这种开放共生环境，使蛇口工业开发区一片兴旺发达景象，经过二十多年的共生试验，蛇口这只“试管”诞生的“婴儿”，为人们提供了改革开放的可贵经验。“蛇口工业开发区”这一实验，极大地影响了深圳的整体改革。

　　当梁湘倡议深圳特区引进西方新的人才流动机制时，同时也保留了一部分传统的干部调配机制，这使深圳既能通过“招贤团”到各地进行市场招聘人才，又能通过传统机制调入2万多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精锐集体转业深圳，如此兼收并蓄，中西合璧，创新与传统共存，使深圳特区迅速高楼林立。

　　由于深圳亦中亦西，不拘一格的多种用人机制并存，各种优秀人才争先涌入。正是因一座双轨制“共生大桥”，深圳才能聚五洲之英才，集全国之智慧，这是创造“深圳速度”的基础所在。

　　眼光既向外又向内

　　集聚合力创造奇迹

　　其二，深圳与香港共生，特区与内地共生，高科技与“三来一补”共生。

　　解决了深圳的人才问题，接下来就是钱不够怎么办？袁庚和梁湘一开始就主张“把深圳特区建成一个花园式的现代化城市，并力主城市建筑艺术的多样化、个性化、人文化，既包含有中华民族的传统特色，又要吸取外国建筑艺术的精华。”

　　但是这样高标准的建设资金从哪里来？袁庚和梁湘力主“以开放促解放，以共生促改革”：

　　一是大胆与香港先进经济制度共生―――借助香港卖楼花预售住宅楼宇的办法和土地有偿使用，向用地客户收取土地使用费，把开发资金收回来。20世纪80年代的深圳，今天你招商，明天他引资，逐渐演化为一个“永不落幕的投资交易会”。

　　二是倡导特区与内地共富。

　　1980年夏秋之际就已列入计划之中的深圳“国际贸易大厦”，一直因资金困难而不能开工。听说梁湘提出特区与内地共建共荣，共同投资，平分利润，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国务院各部委都踊跃到深圳投资，结果国贸大楼由38层增加到53层，成为当时的“神州第一楼”。

　　三是坚持高科技与“三来一补”共生。

　　20世纪80年代的深圳政府既力主优先发展高科技企业，同时又提出一个“蚂蚁论”大力发展“三来一补”企业。梁湘说，给第一个蚂蚁尝到甜头，就会引来无数的蚂蚁；如果第一个蚂蚁吃了苦头，其它的蚂蚁就会对特区望而却步。

　　在袁庚和梁湘的倡议下，深圳特区有关部门对外资企业实行减少税收，降低土地使用费和劳动工资，简化手续，使外商安心在特区内兴办企业，对“三来一补”企业不以其规模小、税收少而轻视。而是一视同仁，尽力扶持。

　　共生不等于没有主旋律和导向。在“三来一补”带来深圳人气猛增时，深圳又从引进中小客商的少额投资转向引进大财团、跨国公司、外向型的工业；转向引进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的项目：从特区土地零星分散的开发，转向成片开发，连成一体。1982年7月，香港合和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应湘来到深圳，与深圳经济特区签订了兴建70万千瓦火力发电能力的沙角B电厂等重大项目。胡应湘之举震动港、澳工商界，其冲击波直达东南亚各国。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特地派遣了访华团，专程来深圳考察，结论是：深圳是全世界投资环境最好，收益率最高的地方之―……到深圳投资的客商一下子从香港地区拓展到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深圳经济特区开始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鼎盛时期，其经济发展规模和速度令世界震惊。

　　庙堂与江湖共生

　　民意与指示结合

　　其三，庙堂与江湖共生，赞扬与批评共生，深圳与蛇口共生。

　　笔者在近十年多次采访袁庚、任仲夷、雷宇、黎子流等改革家，对深圳精神中的共生哲学有了深刻地感受。

　　袁庚先生告诉笔者，深圳市政府有些人最初对蛇口工业开发区是视作异己的，梁湘开始对此也听之任之。以至于蛇口工业开发区一度在人才引进和市政建设上受到压抑。但当袁庚当面向梁湘商榷和向上级反映后，梁湘很快意识到，蛇口是中国改革开放第一先锋，有蛇口在前面探路扫雷，对深圳改革开放更有利。于是下令市政府各部门对蛇口大开绿灯，让蛇口工业区成为一个有高度独立自主权“特等特区”。

　　获得高度自由的蛇口，迅速从纯经济改革进入到政治体制改革探索，出现了干部民主竞争选举，舆论监督独立等一系列政治文明创新。如此蛇口新风，带动深圳媒体空前活跃，民间社团空前繁荣，对政府的建言与监督力度空前加大，从而使政府与民众的感情空前亲密，深圳一度形成告别臣民社会，向市民社会、公民社会转型的新风尚。

　　袁庚和梁湘在交流切磋改革开放体会的过程中，深切体会到，一个真正的好官必须善于让庙堂与江湖共生，将百姓的民意与上面的指示和谐地统一起来。所以蛇口和深圳早期的改革，首先要看民意，仅仅上面喜欢的事，不做；仅仅下面高兴的事，要慎重考虑。要设法促成上下都能通过，朝野皆认可，来大力实施改革。

　　今天，人们回顾深圳28年的改革开放历史，袁庚和梁湘主导深圳改革的时期，是深圳党风最好，政府威信最高，干部最廉洁的时期之一。这一切是因为当时深圳有一种赞扬与批评共生的舆论监督环境，蛇口机关报居然可以头版头条批评一把手袁庚，所以许多错误都因没有“舆论一律”而能及时改正。

　　袁庚和梁湘以民主科学共生的胸怀，让中外文化和朝野各种观念在深圳共生合作，于是深圳特区得以和谐地高速发展。

　　□朱健国

　　“梁湘思想很解放”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对特区的精神内核有过特别介绍。

　　1987年6月12日，在庄严肃穆的人民大会堂内，当南斯拉夫贵宾科罗舍茨紧紧地握着邓小平的手时，邓小平再次提到1984年的深圳之行，并为他在深圳的题词的深刻内涵作了最权威的注解：“我去过一次深圳，那里确实是一派兴旺气象。当时他们让我题词，我写道：”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当时我们党内还有人采取怀疑的态度，香港舆论界不管是反对我们的还是赞成我们的，也都有人持怀疑态度，不相信我们是正确的。深圳搞了七八年了，取得了很大成绩。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

　　邓小平后来曾很明确地对时任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说：“梁湘思想很解放，你们应该到深圳特区看一看。”

　　正是因一座双轨制“共生大桥”，深圳才能聚五洲之英才，集全国之智慧，这是创造“深圳速度”的基础所在

　　梁湘说，给第一个蚂蚁尝到甜头，就会引来无数的蚂蚁；如果第一个蚂蚁吃了苦头，其它的蚂蚁就会对特区望而却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