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事

　　在推出特别报道《血路》，重温历史的同时，本报开通新闻热线40088-66166或（0755）83325000，面向深圳乃至全国征集线索，聚焦曾经公开或未曾公开报道的锐意改革之人和事，回放30年改革开放荡气回肠甚至充满悲壮色彩的峥嵘岁月。本报也欢迎广大读者通过新闻热线和登录奥一网“改革开放30周年”专题，参与“思想大解放，深圳再出发”大讨论。

　　●每一轮思想解放解决的问题都不一样。虽然时代不同，但解放思想的本质是一样的。任何一次解放思想，有胆有识、无所畏惧、不计个人得失，这样的气质或者这样的思想准备是必须要具备的。

　　●（现在）从中央到省里再到深圳，思想解放、深入改革已成为一种共识。从这两个方面来说，比过去有优势。当然，现在进入改革的深水区，接下来的改革可能会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问题，这也是考验新一代特区干部的地方。

　　―――邹旭东

　　“这个机会我等了20多年。在又一轮‘思想解放’开启之时，我想该是让更多的深圳人了解这个城市历史的时候了。”近日，曾在特区成立之初，先后担任过深圳市领导周鼎、梁湘秘书的邹旭东来到了本报记者站。他还带来了他珍藏了20多年的工作笔记，笔记本的封面上标着时间和顺序，在1981至1986年间，这样的记录本他保存了50本。

　　在再次重温特区初创时期“孺子牛”拓荒精神之际，邹旭东说：“深圳人只有用解放的思想才能读懂那个年代的思想解放，才能真正读懂孺子牛精神。现在的深圳人，在孺子牛身上看到的可能更多是一种理想主义浪漫色彩，而在我这个一路亲历的人看来，孺子牛有着一颗滴血的心。”背负的重压，面对的非议和责难，甚至政治风险，今天的深圳人可能都没法想像。但那个年代的领导班子，那个年代的人没日没夜地只是一个字“干”，他们不觉得委屈，在他们眼中，开创特区事业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当天，记者与邹旭东进行了如下对话，他认为在展望特区未来之时，应先重温特区历史。

　　今天的人看孺子牛，看不到它身上的重负

　　现在的深圳人，在孺子牛身上看到的可能更多是一种理想主义浪漫色彩，而在我这个一路亲历的人看来，市委大院门口的孺子牛，实际上它有着一颗滴血的心。那个年代的人，他们背负的重压，面对的非议和责难，甚至政治风险，今天的深圳人可能没法想像。

　　记者（以下简称记）：新年伊始，从省里到深圳都在提新一轮的“思想解放”。正是30年前的一轮思想解放之风，催生了深圳等几个特区的成立。你能跟我们回顾一下那个年代的思想解放有哪些精神气质能为今天重提“思想解放”的深圳所借鉴么？

　　邹旭东（以下简称邹）：借鉴那个年代的东西，需先读懂那个年代。深圳人只有用解放的思想才能读懂那个年代的思想解放，才能真正读懂孺子牛精神。现在的深圳人，在孺子牛身上看到的可能更多是一种理想主义浪漫色彩，而在我这个一路亲历的人看来，市委大院门口的孺子牛，实际上它有着一颗滴血的心。那个年代的人，他们背负的重压，面对的非议和责难，甚至政治风险，今天的深圳人可能没法想像。

　　记：这些你能跟我们大概重温一下吗？

　　邹：特区成立之初，中国刚刚从“文革”的劫难中走出来。一些人的思想还停留在阶段斗争的观点上。一些陈旧的条条框框，包括机制和体制方面的，使特区一出生就面临“姓资还是姓社”这个帽子问题，带来的阻力非常大。

　　先说说当时的条件。由于条件艰苦，大部分干部住在老乡家里，后来深圳的建设大军工程兵都住工棚。市领导住在当时的新园招待所（即现在的迎宾馆）4号楼，那时只有两层，是没有钢筋的楼房，用竹子代替钢筋做支撑。市领导每人住一间宿舍，我们几个领导秘书及工作人员五六人一间。食堂伙食8毛钱一天。特区的蚊子又大又多，晚上看书都要坐在蚊帐里，住的房间都没有纱窗。要是拿药一喷，第二天早上地上死的蚊子可用把抓。那时的特区还没有一寸柏油路，全是泥浆路，没有一盏路灯，没有一辆公共汽车。晚上6点以后街上基本没人。整个特区都只有三四栋四五层高的楼，像老海关大楼、新安旅店（现在的新安酒家）等。有一次，我到华侨城去看一个朋友，下午要回市内没车，在路边等了一个多小时才等到一辆装马赛克的货车，最后还是趴在堆得满满的货车顶上回来的。还记得1982年，我们几个人跟着梁湘到向西村去调研，有一段是耕田路，刚下过雨，车子打滑过不去。梁湘也下来脱鞋脱袜跟大伙一起把车推过去。

　　事实上，特区刚成立时，干部来自四面八方，对特区这个前无经验可循的新鲜事物，大家心里都没底，特区是个什么样子，该怎么样干？在一些问题上还存在严重分歧，有些工作很难开展。那时候任仲夷刚到广东任职，到位才几天，就于1980年11月8日来深圳调研。他鼓励特区的干部“思想要更加开放，要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为特区建设作出贡献”。他的指示非常及时也非常重要，也为之后1981年梁湘在深圳的迅猛发展打下了基础。

　　六位干部累死岗位，二把手夜夜当监工

　　特区搞基建的时候，我先是特区二把手周鼎的秘书，他主管基建。记得修建设路的时候，他每天晚上都去工地当“监工”。

　　记：最近，深圳新任市委书记刘玉浦毫不客气地指出，现在的深圳官员中，有的人既不缺乏知识，也不缺乏能力，但是却丧失了改革的激情，失去了干事创业的劲头，也丢弃了艰苦奋斗的作风，只是满足于物质享受。对比今昔，你觉得是这样么？

　　邹：我为什么说孺子牛的心是滴血的？意思就是说，特区的今天是老一代拓荒牛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有好多干部都累死在岗位上了。我能记得的就有财政局局长蔡自强、特区发展总公司总经理高林、纪委副书记余然、总工程师利汉青、还有我的两个同事―――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刘德生、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副局长杨发才。他们当中，好几位刚刚年届五十或五十出头。除了刘德生得的是癌症外，好多都不是不治之症。我印象最深的是蔡自强，当时特区刚搞工资改革，他晚上还趴在家里搞文件，结果发病。利汉青也是经常趴在工地上。他们两个都是在加班的岗位上去世的。

　　记：市领导班子也是这么累么？

　　邹：都一个样，甚至更累。直至1985年，强调干部休假时，市领导班子都没有人休假。我从1982年跟着梁湘做秘书直到1986年，除了病倒在床上，我都没看到过他休过假。有一次，他疲劳过度病倒，医生要求他全休一个月，结果刚刚三五天他又跑回来上班。我跟他说，你再休息几天吧。结果他还很生气，说现在不抓紧干，到时退休了想干都没得干。

　　特区搞基建的时候，我先是特区二把手周鼎的秘书，他主管基建。记得修建设路的时候，他每天晚上都去工地当“监工”，一是怕进度不快，二是怕质量不过关。每天都搞到晚上11点多才从工地上回来。当时的一些基建项目都是三班倒日夜不停地开工，由于监理人员不够三班倒，他们每班每天上12个小时。当年整个特区都是这样一个氛围，没有人会觉得累，都认为开创特区事业这样做理所当然的。

　　而且，市领导都是晚上利用业余时间批阅文件，不占用白天时间。白天的时候，他们要下乡、调研、招商引资。那时是上午8点上班，每天上午7点30分，我得提前半小时跑到梁湘家去拿昨晚他签的文件，然后拿到办公室登记后在上班之前发到各个班子成员手中。有一次8点刚过，我的文件还未送到副书记手上，梁湘已经跑到他办公室去就文件问题开始讨论了，我因文件送迟还挨了批。在当时的5层市委大楼里，没有电梯。到了夏天，我一天跑上跑下，衣服汗透几次都是正常的。有时候我感慨，当梁湘的秘书累啊，他效率高，连走路都快，我比他小20岁，有时候还要小跑才能跟得上他。

　　杀气腾腾的1982年，任仲夷多次为干部打气

　　还是任仲夷起了关键作用。可以说他是用丰富的经验和智慧，既正确地贯彻了中央的指示，又解除了当时特区干部的思想顾虑，保护了干部改革开放的积极性。

　　记：你说的这些还只是条件艰苦，还不包括当时的背负，面临的非议和责难。

　　邹：是啊。我马上就要说了。就在1981年，大家按照任仲夷说的“特殊政策真特殊，灵活措施真灵活，先走一步真先走”的方针，风风火火地干起来了。到了1982年初，特区成立不久，又面临着一场暴风骤雨式的反走私活动。那是我知道的1981至1986年5年中，特区最为艰难的一年。

　　记：艰难体现在哪些方面？

　　邹：之所以说它艰难，关键是当年的反走私本身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反走私。在特区开放之初，一些沿海地区出现了比较突出的走私和倒卖进口消费品之风，引起了中央的重视。我记得，1982年1月11日，中央发出那份反走私《紧急通知》，接着又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不久任仲夷被通知到北京汇报贯彻情况，被要求作检讨。紧接着又收到了附在反走私红头文件后面的那篇《旧中国租界的由来》。之后的情形你们也都听过，社会上开始出现了“深圳除了罗湖桥、文锦渡海关还挂着五星红旗外，已经变成了资本主义”的论调，还有的人悲叹“辛辛苦苦几十年，一下子又回到解放前”。这无疑是影射深圳不能办成租界。当时的政治形势不仅来得突然，而且使人感到越来越严峻，不知道下一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大家心里又一次都没有底了。就连平时总把“别理那些，你们该怎么就怎么干，有问题我负责”挂在嘴上的梁湘，这一次也变得心情凝重，常陷入沉思中。他的眉头常皱着，话也少了，班子成员也显得没了活力，一股压抑的氛围在弥散。

　　记：这个压抑氛围怎么解除的呢？

　　邹：还是任仲夷起了关键作用。可以说他是用丰富的经验和智慧，既正确地贯彻了中央的指示，又解除了当时特区干部的思想顾虑，保护了干部改革开放的积极性，让特区的经济建设没有受到大的影响，继续快速前进。

　　记：这个关键性的作用能举些实例么？

　　邹（翻开封面上标有1982年3月的笔记本，念了一段文字后说）：“搞死容易，搞活难。”这是那一年我记得任老说的话，并不完全。在那一年的上半年，他至少到过深圳三次，分别是2月2日、18日以及3月6日。一次是以正式调查研究的名义来的，另外两次是以治牙为名来的。我记得那两次，他在宾馆跟梁湘从下午一直聊到晚上十点多钟。我不知道他们谈话的内容，但我能明显感觉到梁湘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心情变化。

　　后面传达任老的主要精神有：肯定深圳试办两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要特区认真总结经验，加快特区建设步伐，引进外资要更放手，要加速，对内也要抓紧改革，政策要放宽，允许社会主义下的多种经济成分存在。要加快特区的发展规划研究。大力发展交通、通讯。

　　同时，任老说走私贩私在打击下虽然有所好转，但这是一项长期工作，不搞运动，不搞扩大化等。他要求特区一要抓改革开放，二要抓管理，三要抓立法。抓管理也不能抓死。虽然他在上面作了检讨，但他没有批评特区干部，只有鼓励和激励。

　　后来，6月13日，他在特区首位书记吴南生的陪同下再来深圳考察。在听了市领导班子汇报后，任老作了发言，我的笔记本上记录了任老的三句话：既要搞特区，又不能搞成殖民地；中央党校的宋振庭同志给了我们工作上很大的支持和鼓励；香港在推广普通话，深圳也要推广普通话。

　　现在想来，任老给深圳的干部打气，力量的确非同小可。那时深圳的压力非常大，我还记得有一年在湖南，王震副总理跟我说，有的人对搞经济特区有“三怕”，怕香港化，怕洋化，怕资产改版化。

　　直到1983年2月上旬，任仲夷陪胡耀邦总书记来深圳考察时还说，实际工作搞可以，不要提“国家资本主义”，“左”的怕，“右”的也怕，按实际主义办事，少说点主义，多说点实际，多干点社会主义。

　　现在思想解放的氛围比当年好多了

　　也不是说（思想解放）难度小，只能说底子比过去好。深圳经过这么多年的经济发展与改革经验的积累，已经具备了这种实力。

　　记：深圳目前似乎也迎来了这样一个时候。在十七大上，中央提出要进一步思想解放，刚刚履新的省委书记汪洋也表明广东要解放思想的决心，新任深圳市委书记刘玉浦也表示要学习孺子牛精神，以“四要四不”来解放思想，你如何看待？

　　邹：我个人认为，在中国近百年历史上，这已经是第三次提思想解放了。从当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到30年前的改革开放，再到今天。每一轮思想解放解决的问题都不一样。虽然时代不同，但解放思想的本质是一样的。任何一次解放思想，有胆有识、无所畏惧、不计个人得失，这样的气质或者这样的思想准备是必须要具备的。

　　记：当时你们在工作的时候，也经常提思想解放么？

　　邹：没有，只是用行动去表示。当年的市领导班子也好，各级干部也好，在他们的心头，可能更多的就是一个字“干”。那个年代忙得连口号都没有时间去提，或者说大家都没有想到去搞口号，就是埋头苦干，多干少说。在当时，就连中央对特区都很难说声音都是统一的。当然，思想解放也不是口号喊出来的。现在比当年这种思想解放的氛围是好了很多。

　　记：你的意思是现在的思想解放难度比过去小？

　　邹：也不是说难度小，只能说底子比过去好。深圳经过这么多年的经济发展与改革经验的积累，已经具备了这种实力。此外，从中央到省里再到深圳，思想解放、深入改革已成为一种共识。从这两个方面来说，比过去有优势。当然，现在进入改革的深水区，接下来的改革可能会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问题，这也是考验新一代特区干部的地方。

　　记：你认为媒体在这新一轮思想解放中该做些什么？

　　邹：你们已经在做你们该做的事了。媒体也要解放思想，不能当政府当官员的传声筒。既要有上面的也要有下面的声音，当然媒体更重要的还是他的监督职能。对政府对官员的监督职能。这一点也是考验政府及官员思想解放的一个方面。

　　■网友评论

　　现在的深圳太需要一场思想激荡了《血路》报道引起各方关注，网友跟帖不断

　　连日来，本报系列专题《血路》引起各方关注，网友跟帖不断。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回顾改革开放之初的往事，网友感叹：感谢南都的《血路》让我们重温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报道令人感慨，催人奋进！

　　“荡气回肠”，许多人用这四个字来形容自己阅读过专题的感受。30年过去了，有人担心那些改革开放的“拓荒牛”已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但是，本报联合奥一网的调查结果显示，82%的深圳市民知道袁庚和梁湘，8%的市民表示对他们有印象，只有8%的人称不知道他们的身份。

　　看过袁庚和梁湘的报道后，有网友感慨说：“深圳之所以是深圳，就在于它有着与其他城市不同的基因。20多年前，袁庚和梁湘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安分的人们，给这个襁褓中的深圳带来了一场基因突变，从此这个城市开始卓尔不群的成长。我们这些后来者和追随者，感谢他们！”还有网友为他们作诗，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表示对他们的怀念。

　　好多市民也对本报这个专题给予了肯定，认为虽然几十年岁月过去，但是现在的深圳人，尤其是刚刚来深圳创业的“80后”年轻人更需要了解这段轰轰烈烈、充满激情的过去。一位自称“80后”的网友说，看过之后非常感动，深圳的过去令他十分振奋。

　　在本报联合奥一网的调查中提出，对于袁庚和梁湘的老一辈精神，现在我们是否还需要学习的问题时，82%的网友给予了肯定的回答，18%的网友认为应该选择性继承。在许多网友看来，在深圳应该继续改革开放的精神。一位网友的跟帖得到许多人的认同：“在改革开放锐气渐渐消失的深圳太需要一场思想的激荡了，太需要一种力量来让特区大步前进了。”对于“拓荒牛”们冒着掉帽子、甚至掉脑袋的风险尝试改革的劲头，有担当的精神，网友们认为应在现在的深圳推而广之，不仅仅是政府部门，各行各业都太需要这种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了。

　　特别报道

　　统筹：本报记者 李斌

　　采写：本报记者 秦鸿雁 唐洁

　　摄影：本报记者 杨长虹 云南信息报记者 党建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