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我问过袁庚，当年你在蛇口搞的改革现在又都回去了？袁庚说，我希望后来的人更聪明，他们会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新的思想解放，对一个公民而言，要跟传统观念决裂，很痛苦，要准备失败，这种成败都将留在历史上。

　　―――过永鲁

　　过永鲁

　　1946年生。曾任上海社科院实习研究员。1983年进蛇口工业区企业管理培训班，先后任活服务公司副经理、工业区党委秘书组组长、发展研究室副主任、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招商局科技集团驻美首席代表、招商局漳州开发区总经理助理等职位，现任招商地产商业地产高级顾问。

　　25年前，37岁的上海社科院实习研究员过永鲁，受“中国的起飞可能就从蛇口开始”这句话的激荡，从大都市上海奔赴至天涯海角的蛇口。在他眼中“当年的蛇口就像革命时期的延安”，聚集了一批像他一样受袁庚感召而来的“有胆有识”的青年。接受访谈时，谈起袁庚，谈起蛇口，他仍庆幸自己当年选择了蛇口，并投身到那场“改革洪潮”中。

　　中国起飞可能从蛇口始

　　我至今还记得，韩耀根当年说的那句“胡耀邦总书记在蛇口接见袁董时说，中国的起飞可能就从蛇口开始”。我的心一下子被激荡了。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哪一年来到蛇口的？

　　过永鲁（以下简称过）：1983年，准确说是在那年10月。当时也是在袁庚的感召下来到蛇口的。

　　记：你是怎样被感召的？

　　过：1983年秋天，那一年我37岁，是上海社科院实习研究员。那一年全国开展了清除精神污染的斗争，会后，一股沉闷的空气在上海弥漫。其实也不仅仅是上海，包括北京，全国很多地方都这样。有的人摩拳擦掌，准备投入“反右运动”，其他人则以为新一轮的“文革”又要来了，人人自危。不少年轻的学者心里很郁闷，难道改革开放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

　　恰好那一年的8月，上海一家著名媒体的记者韩耀根到蛇口来采访回上海，在我们一个学者自己搞的一个沙龙上，跟大家说了这边的见闻。我至今还记得，韩耀根当年说的那句“胡耀邦总书记在蛇口接见袁董时说，中国的起飞可能就从蛇口开始”。我的心一下子被激荡了。37岁也正好是个想做点事的年纪，当时国内在一场浩劫之后，正值百废待兴之时，跟我这个年纪相仿的人，不少还是存有建设祖国的抱负的。

　　那个沙龙之后，我只有一个愿望，到“延安”，投“八路”去。但是也有一个顾虑，要是单位领导不放怎么办？

　　记：然后你就投奔蛇口而来？

　　过：在韩耀根回上海的下一个月，即1983年9月，顾立基（现招商局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到上海去招聘。我前去应聘。当时顾立基还给我吃了颗定心丸。说万一单位不放你，哪怕把你开除了都没有关系，你来了蛇口，我们给你恢复。

　　记：应聘成功了，单位设卡了么？

　　过：出乎我的意料，没有。当时管人事的也是个年轻人，我跟他讲了自己的想法后，他说“我们也想走，你先去吧”。

　　记：10月，你就从上海奔赴蛇口？还记得那时的心情么？

　　过：10月到蛇口，那时的蛇口就像革命战争时期的延安，奔赴时带着满腔热血。

　　记：满腔热血从大上海奔到蛇口小岛，刚开始有不习惯或者落差么？

　　过：说老实话，刚到蛇口的第一周我哭过一回。一到这儿被安排在泥土和海沙垒的营房宿舍里。房间到处都是洞。两人一间房，里面有一个上下铺，两张凳子，一张桌子。蚊子多，蛇也经常在房间里出没。由于较同一批招来的人而言，我到得比较早，被安顿到宿舍后，好像没有人来管我一样，没人跟你聊天，没有什么组织生活，当时觉得特别孤单。不知把我招到这里来干什么。

　　来蛇口是一场自我革命

　　孙中山在黄埔军校的一句话是：“不革命者不入此门。”培训班的一句口号也是“不改革者不入此门”。加之，当年袁庚曾受训于黄埔军校，我理解当年来蛇口的人也是来搞革命的，一场“自我革命”。

　　记：那时后悔么？

　　过：有一点茫然，但没有后悔。因为这个状况一周后就改变了。一同被招来的人纷纷来报到了，在进入工作岗位之前，我们先被安排进第三期“蛇口企业管理培训班”，学制一年，发工资。

　　记：就是被外界称作“黄埔军校”的培训班对么？为何把一个月的培训班跟“黄埔军校”相提并论呢？

　　过：可以这样说，当年进这个培训班的人多是受袁庚“有胆有识”的魅力感召而来。蛇口试管在当年的确也是一场冒险。孙中山在黄埔军校的一句话是：“不革命者不入此门。”培训班的一句口号也是“不改革者不入此门”。加之，当年袁庚曾受训于黄埔军校，我理解当年来蛇口的人也是来搞革命的，一场“自我革命”。

　　记：那届你们班有多少人？分别来自哪些地方、什么行业的人呢？

　　过：我们班44人，从全国各地来的，有大学老师、有机关处长、有工厂厂长，还有很多刚毕业的大学生。年龄多在二十四五岁，我们班最大的是原来一个上海常委、第二书记的儿子，37岁，此前他在福建一家中外合资企业销售部当处长。

　　记：“黄埔军校”都上些什么课程？

　　过：内容很宽泛，没有什么很具体的课名。应该说首先是“洗脑”。我还记得开班时，袁庚给我们上第一节课时，他在黑板上写了两句话“扶天地之正气，法古今之完人”，他说“这是我的座右铭，也是对你们的要求”。大家一看都惊呆了，都不知这老头要我们干吗。后来，他给我们讲为什么要在这办工业区。他说当年参加东江纵队解放蛇口，没想到30年过去了，站在海边放眼望去，海那边资本主义的香港一片光明，社会主义的蛇口一片漆黑。他认为社会主义的蛇口不该是这个样子的。谈到对制度的评价，在袁庚眼中，好的制度能把虫变成龙，而坏的制度能把龙变成虫。我觉到，当年到蛇口来的学习，不仅仅是在课堂上。

　　改变需要时间去适应

　　蛇口改革就从厕所里有手纸的国际惯例开始。在当时那个年代，的确连在厕所里放点手纸这样的改变都需要时间去适应。

　　记：你说的学习不仅仅是在课堂上，还包括哪里呢？

　　过：我到蛇口第一天去工业区人事部门报到。手续很简单，10分钟搞定。在上厕所的时候，我感到非常新奇。你想象不到，那个年代，蛇口工业区办公大楼的厕所里，手纸是随便用的。我从上海机关出来的，那时候很多人上厕所还是自己带手纸，或者用报纸，废纸的，哪有公用的手纸？我后来听说，厕所放手纸也是袁庚推动的。应为刚放的时候，确实还常被人偷偷拿回家，有人主张，为了节约，不放。袁庚说，改革一定有困难，关键是要坚持、顶住。人家把手纸拿了，我们就要再放，直放到拿的人手软为止。蛇口的改革就是从厕所里放手纸这样的国际惯例开始的。在当时那个年代，的确连在厕所里放点手纸这样的改变都需要时间去适应。我们到蛇口除了上课，第一次劳动就是上山种树。蛇口一开始还没有想到打造最宜人居的地方。

　　记：为什么要让大伙上山种树呢？

　　过：袁庚当年也致力于这样的一个目标：前人植树、后人乘凉。因为开放之前，广东逃港的人多，多数从蛇口、珠海的海边下海泅渡。逃港的人白天躲在树丛中，晚上下水。边防部门为了管理起见，砍了一些树。加上当地老百姓也会砍一些树来当柴禾。山上的树很稀疏。路边的树也很小。袁庚就要求来蛇口的人每人每年至少种5棵树。

　　记：你说袁庚致力于最宜人居的地方，除了种树还有其他的举措么？

　　过：蛇口当年差点办成玫瑰园。当时还专门从北京请来了两个专家，在四海公园、微波山下、育才中学门口都种了大片的玫瑰花，很漂亮。只是后来，因为深圳的气候不太合适，有几个月暴晒不宜玫瑰的生长。所以到今天，蛇口虽然没有成片的花香，但植被方面破坏相对较少。当年蛇口工业区也规定，重污染的企业不让引进。在发展与环境的保护方面还是有一个较好的度。

　　“反动刊物”上开架书目

　　不但要看香港电视，还要看香港的报纸和期刊。人一定要跟外界接触，关在房子里只会失去空间。人只有接触细菌了才能提高抵抗力，提高辨别能力。

　　记：你回过头来看过去那段岁月，如何评价它？

　　过：36岁以前，我的生命是被别人安排的，36岁以后我有幸自己作主，选择了蛇口。满怀激情地投入到当年的“改革洪潮”中。有幸参加了中国国内的“第四次革命战争”（这是我自己的看法），只是这一次的战争没有看得见的枪炮，中国通过这次“革自己的命”走向繁荣富强。在袁庚的身边学到了很多东西。特别是他开放的思想和用人的胆识，不拘一格。

　　记：讲一两个不为人知的故事支撑你的观点吧？

　　过：提到他的思想解放，的确很多的书籍上都报道过。我讲一个小故事。当年我们企业管理培训班上，同学们问袁庚，香港电视可不可以看？担不担心我们被污染。他回答，不但要看香港电视，还要看香港的报纸和期刊。人一定要跟外界接触，关在房子里只会失去空间。人只有接触细菌了才能提高抵抗力，提高辨别能力。

　　上世纪80年代初，一些在当时被称为“反动刊物”的香港刊物，都是蛇口工业区图书馆的开架书目。还有台湾的一些大型刊物和报纸。以至于1987年，中宣部有关领导来蛇口工业区视察，看到图书馆陈列了“反动刊物”，返京后，给省里有关领导打电话，认为不分级别，连普通干部都能看到这些“反动刊物”的做法是错误的。

　　袁庚得知此事后，让我以他的名义给省领导写信，“你经常要求我们，要让干部在大风大浪中得到锻炼，不要怕他们接触到不好的东西，这样才能增长干部的辨别能力和才干”，他要求省领导能保留蛇口这种思想文化战线的试验权等等。之后有关领导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此事不了了之。直至上世纪90年代初期，蛇口工业区图书馆仍是国内少有的港台政经刊物可以开架阅读的地方。

　　思想解放不是口号

　　思想解放不是口号，不是贴在墙上、写在纸上、挂在口头的，是通过行动表现出来的。否则，光说不练只会损坏政府的诚信。

　　记：不拘一格用人的胆识又体现在哪呢？

　　过：那个年代，在“文革”中，政治上有问题的人身上永远有个“标签”，限制使用。1976年，周总理逝世时，周为民组织清华学生，不顾“四人帮”及其爪牙的禁令和阻拦，前往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敬献小白花。周被捕入狱。“四人帮”倒台后，周为民入选团中央委员。后因参与北京“西单墙”事件，虽作检讨，但无法洗脱。经朋友介绍，他到蛇口工业区进入第二期企业管理培训班，结业后到工业区党委宣传处任处长。

　　由于在给内地朋友写信的过程介绍了蛇口的一些民主改革试验，有关部门认为，周观点未变，三位中央政治局委员批示，要将周“迅速而稳妥地送回原单位”接受再教育。后广东省委组织部来人要将其带走，袁庚请他们手下留情，来人问袁庚能否负得了这个责，他说“我拿晚年的政治生命孤注一掷，再也不能把年轻人的政治生命当作用过的例假布条一样说扔就扔。”

　　除了周为民，还有原外交部的礼宾司司长朱传贤、武汉学生领袖曾南等。

　　1984年前后，蛇口还吸引一批中国思想文化方面的精英前来交流、创业。例如黄宗英在这里开始了文化人向企业家的转化。著名表演艺术家刘晓庆直到今天依然感慨“没有蛇口就没有我的今天，蛇口是我的第二个家”。1985年前后，刘晓庆想自己创业，拍一部《无情的情人》，但没有资金，经过朋友引荐，她在香港找到袁庚，袁庚二话没说，就让招商局有关部门给了她巨大的支持。之后电影拍成，她把钱悉数还给了招商局，但这也让她成为中国第一个独立制片人。

　　记：在重提思想解放的今天，你认为蛇口有什么样的精神气质值得今天学习和借鉴的？

　　过：思想解放不是口号，不是贴在墙上、写在纸上、挂在口头的，是通过行动表现出来的。否则，光说不练只会损坏政府的诚信。当年我们没有人叫着要思想解放，但的确解放了思想。1994年，我问过袁庚，当年你在蛇口搞的改革现在又都回去了？袁庚说，我希望后来的人更聪明，他们会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今天要想真正解放思想就要充分总结蛇口和深圳特区早期的正反两面的经验和教训，加以完善，并容许试错。新的思想解放更多是“革自己的命”，对一个公民而言，要跟传统观念决裂，很痛苦，要准备失败，这种成败都将留在历史上。

　　启事

　　在推出特别报道《血路》，重温历史的同时，本报开通新闻热线40088-66166或（0755）83325000，面向深圳乃至全国征集线索，聚焦曾经公开或未曾公开报道的锐意改革之人和事，回放30年改革开放荡气回肠甚至充满悲壮色彩的峥嵘岁月。本报也欢迎广大读者通过新闻热线和登录奥一网“改革开放30周年”专题，参与“思想大解放，深圳再出发”大讨论。

　　统筹：本报记者 李斌

　　采写：本报记者 秦鸿雁

　　摄影：本报见习记者 赵炎雄 本报记者 杨长虹 云南信息报记者 党建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