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记者在正常采访的情况下，居然因为“比较不服从”这么一个理由，被警察反铐然后锁喉。除了震惊、愤怒之外，我们不知道还可以用什么语言来表达自身的感受。本报无意于滥用媒体话语权，但事件性质恶劣，读者昨天打爆新闻热线慰问和声援受伤记者，本报收到的大量作者来稿都集中评述这起粗暴事件。深圳时评今日刊发专题评论文章，对事件从多个角度予以评论、观察。此举不仅仅是希望以此捍卫两位普通公民的合法权益，更希望由此出发，呼吁更多公民时刻警惕不受约束的权力的嚣张与放肆，从而捍卫每一位公民的切身利益。

　　3月17日凌晨，深圳市罗湖区文华花园发生一起跳楼事件，南方都市报两名记者马小六、王子荣接到报料后赶到现场亮明身份采访，却遭到现场两名警察的辱骂、推搡和殴打，其中马小六被一名警察反铐双手后又遭其“锁喉”，后被推入警车带到派出所，在过了近两小时后，警察才为其将手铐打开（见今日本报A10-A11版）。

　　今年以来，已有辽宁西丰县不满正常报道派警察进京抓记者、北京《通州时讯》因领导不高兴而开除记者的事件，加上此次南方都市报记者被警察“专政”，如此频密的权利侵害，已经可见新闻行业所面临的严重困难。

　　辽宁西丰抓记者一案，是地方主政官员不满舆论监督；北京《通州时讯》开除记者，是因为区长认为照片上的形象不够灿烂；南方都市报记者被上铐，更加莫名其妙，他们还没有完成稿件，他们只是在现场采访。恼怒于被监督要抓捕人，对一张照片不满意要开除人，不愿意看到记者采访要铐走人，权力果真已是魔杖了，它令掌握者胡昏，令有权者变成大大小小的暴君。

　　在南方都市报记者被铐事件中，警察在执行公务，记者也是在履行职务。警察因跳楼事件而处理命案，记者因有人跳楼而报道新闻。一方负责公共安全，一方负责公众知情权，不同之处只在于警察具有强制处置他人的权力，而记者负责的是报道事实，这就足以让警察一不高兴，拳脚大展，“镇压之权”滥用，竟至于此。

　　就当前中国的制度体系而言，记者与警察几乎被定义为“一文一武”，双方同在权力体系之内，可以视为一种合作关系。即便如此，记者不免被轻易上铐，遇到那些不在权力体系之内的人，警力使用情况又会如何？

　　当事警察或许会强调不知他们是记者，但事实上记者已经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他们只是装作不知，好像如果不是记者，那么他们被“专政”就活该了。人们可能会认为对马小六、王子荣的关注不过是新闻媒体在自我维权，但事实上，马小六、王子荣不应该被打骂，不应该被上铐，与他们是不是新闻记者无关。

　　就现场情况而言，在未对办案形成干扰的情况下，新闻记者有采访拍照的权利，任何一个市民也有权探听情况、拍摄照片。那是一个公共场合，那是一个新闻现场，没有任何法律规定这样的现场不允许拍照。马小六、王子荣作为记者，他们的采访权益受到了侵害，作为公民，他们的自由权利也受到了侵害。

　　南方都市报两位记者的遭遇，显示了权力的蛮横。当事警察认为记者“比较不服从”。毫无疑问，权力的蛮横向来只加诸它所认为的“不服从者”。但是，古往今来，哪怕暴虐如桀纣，也并非精神错乱，不会对“服从者”施加暴虐，而只是以不断进逼的行径增加平民“服从”的难度。什么叫服从，什么叫不服从？如果权力随便发一道指令，大家就要乖乖顺从，那还有什么正当权益和基本自由可言？在一个新闻现场，怎样的行为算“妨碍执法”，怎样的行为叫“比较不服从”，难道只是由权力者的情绪断定吗？

　　“服从”与“配合”几乎已经成为中国人的第一性格，顺民的传统、“听话”的训谕以及社会运行的机制，都在保证这样的性格传下去。所以，当你面对权力，往往不由自主地放弃了权利，说要你往东，你就会绝不往西，不会觉得你其实拥有往西去的自由。但即便如此，你仍然可能是“比较不服从”的，因为在要你离开的命令发出之时，你可能没有在第一时间离开，就像马小六在被要求出示证件时，还没有来得及掏出记者证，警察已经动了手。谁会想到、谁会敢于在那个时候问一句，“我有必要出示证件吗”，不会有人想到，不会有人敢去问，人们都是“服从”和“配合”的，只是还没有达到让警察满意的程度，这就够麻烦的了，如果“不服从”、“不配合”，岂不是要命在旦夕？

　　人的正常行动，会被控以“比较不服从”，好像人生来就是要“服从”权力，要被管制。权力要人服从，它可没有觉得自己要服从什么。多么荒诞的权力逻辑！这样的逻辑可以使记者被抓捕，可以使一个对权力很服从只是没有服侍到位的记者被开除，可以使记者因采访而手铐加身，更可以使任何一个公民因细故而受到“专政”。看到这样的和谐图景，真是使人的和谐欲大大降低。

　　□刘洪波（杂文家）

图文报道：本报记者采访被警察反铐近两小时
事发经过：记者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被铐记者：打倒了,铐住了,还遭锁喉
摄影记者：拍警察打记者相机被砸
当事警察: 那个记者比较不服从
现场直击：打开手铐 现血痕
各方反应：中国记协关注记者被铐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