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风徐来

　　香港税务局近日公布上年度“首十名缴交最多薪俸税人士”，排头位的“打工皇帝”所须缴纳税项为6500万元，按此推算年薪至少达4亿元，平均日薪约111万元，相当于普通打工仔近10年工资（见5月10日本报A16版）。

　　日薪111万元，堪称空前的高薪，绝不低于此前曝光的内地上市公司高管的“天价”。然而奇怪的是，国内媒体纷纷报道这则消息，公众舆论却少有非议，与此前媒体披露国内某上市公司高管“天价”高薪引起的轩然大波相比，形成极大反差。这仅仅是因为香港与内地是“一国两制”，大家能够比较宽容？笔者认为不尽然。

　　香港“打工皇帝”的收入虽是“天价”，但普通打工者的收入也不低。经济自由度连续14年位居世界之首的香港，相比较内地而言，经理人市场极为发达，高管与普通打工者一样通过市场公开竞争招聘。公司依法治理，内控制度较为完善，高管难以越过投资人随意自处公司资产，“打工皇帝”的天价高薪因此拿得让人心服。而反观内地众多大型上市公司，多由国企改制而来，高管基本由上级机构选派任命，投资者缺位现象突出，这与香港“打工皇帝”所受的激励与约束的有效性相比，显然不在一个层次上。

　　支撑香港高管薪酬增长的，不是政策保护，不是资源垄断，也不是牺牲普通员工的福利，而是“经济表现理想”：从媒体报道看，香港“打工皇帝”的天价薪酬包括了基本薪金以外的其他收入“如花红、佣金、津贴和认购股权等收入”，这说明，“打工皇帝”的高收入是从严考核，认定实现投资者预定目标后的兑现，高管收入增长因此是正常现象。反观中国内地一些上市公司的天价薪酬，标准基本自定，考核形同虚设，甚至反常地出现效益下降收入反而增长的怪象，这就决定了公众对两者的不同反应。

　　高管薪酬逼近“天价”，对应的必须是规范公司治理下的高风险、高责任、高压力，这也许就是报道给我们的提示。

　　□李北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