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历
汤显明，香港廉署专员。1972年，汤显明加入香港政府，1992年4月加入政务职系，2005年4月获升为首长级甲级政务官，曾被调任多个决策局及政府部门。1999年1月出任保安局副局长。2003年9月29日获委任为香港海关关长。2007年7月1日，获委任为廉政专员。2008年，获中国人民大学颁授刑法学博士。
廉署的“独立性”
除特首之外，IC AC（廉政公署）不受任何人影响，不听任何人摆布。
记者(以下简称记)：今年是廉政公署成立35周年，香港已成为世界上公认的最廉洁的地方，你认为廉署成功的秘诀在哪里？
汤显明(以下简称汤)：黎小姐真好，第一个问题这么温和，我还以为你会问我究竟廉政公署是不是东厂？是不是锦衣卫？我觉得，从管治的角度(来看)，廉署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体系。但所有的公营机构、政府机构要成功，一定要有三样东西。第一，法制。整个香港运作，都是建基于法治的基础。对于廉署，除了法制，还依赖几部行之有效的条例。比如，大家熟知的《廉政公署条例》。在此之前，还有《防止贿赂条例》，它照顾到社会上肃贪倡廉的需要。
记：但在廉署成立之前，香港也有同样的法例，为什么达不到好的效果？
汤：就是因为除了法制和法例，还要有完善的执行体制。简单地说，要有执行的部门或部队。廉署很重要的就是它的独立性。我和我的同事不能因为这个案子很有趣我们才去做，或者我认识那个人而不去查他。一方面独立、不受外界干扰。另一方面，一定遵照制度。这样成功的机会就大很多。
第三个部分是支持。这点对于廉署特别重要。如果根本没有人举报贪污，或者举报贪污的人很害怕，只是用匿名的方式，调查就很受影响。此外，廉署还要有政府的支持。每年港府拨给廉署的钱占总开支的3‰，约8亿港元。换句话说，港府每用1000元，就有3元钱用于廉政工作。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得到市民的支持。支持不仅仅是举报，还要挺身作证。
记：你刚才特别提到了“独立性”，它是不是以上三点的重中之重呢？
汤：我理解的“独立”是：除特首之外，ICA C不受任何人影响，不听任何人摆布，也要超越处理廉政工作的个人意愿。“独立”是创造公平公正的制度，按照制度做事，不偏离，“独立”才有意义。但这不代表廉署工作人员能为所欲为。我没有权力撤销任何案件的调查。
记：我们对你们的工作程序很感兴趣。
汤：ICA C收到贪污举报，首先有专人负责记录。然后，必须在同一天内整理好数据，形成初次报告。第二天，初次报告就要放在执行处首长级人员面前。开会时，再把它定类，决定能否立案。ICA C的基本原则就是，任何涉及贪污或者怀疑涉及贪污的案件，我们没有选择，一定要立案！然后48小时内，工作人员再去联系举报人，索取更多资料，同时把案件分发给一个调查组。立案后，没有人能随意取消案件，一定要处理。如果发现该案原来不是贪污，你仍然要做简单的报告，上交给行政长官亲自任命的监督委员会，他们认为不必要跟进，ICAC才能销案。
记：在内地，相关部门接到贪污举报后，可能会有人递条子、说情……
汤：你指有没有人给我递条子？
记：是的。
汤：内地的“递条子”就像香港的“敲木钟”。就是说有影响力的人给你写条子，问你能否网开一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没办法给调查员递条子，廉政专员没有权力去撤销一个案件的调查。如果企图干扰调查，严重的要涉及刑事罪。
廉署的“零容忍”
如果容忍了小的数目，就是容许细微的违法行为，违法是可以膨胀的。
记：2006年，香港城市大学博士生行贿案(该博士生将1万元放进副教授信箱，然后发电子邮件索要期末考试答案)在内地引起很大轰动，内地人可能觉得这点小事有些小题大做，你怎么看待？
汤：如果她是去求那个教授，给点提示之类的，这是不犯法的。为了达到个人目的，希望通过提供某利益换取好处，她触犯了《防止贿赂条例》第九条。我知道内地一些人会倍感惋惜，她的大好前途尽毁，这样做是不是太过严厉？我的看法是，《防止贿赂条例》经过了社会公议，保障市民合理权益。如果你不执法，那就是没有尽到社会职责，产生的漩涡效应，让ICA C秉持的诚信荡然无存。
记：就这个案子，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即使不给对方一万元，只给几百元，也犯了法？
汤：是的。
记：这也就是廉署的“零容忍”？
汤：一个人行贿受贿，不能说因为没达到某个档次，就当你没犯罪，普通法不容许这样的意识。但是，到底行贿受贿多少钱，就会影响到法庭的判刑，会在量刑上做划分。所以，不能容忍涉及贪污的钱少就是无罪。廉署成立早期，处理的案件中有很典型的例子。当时，公立医院里打杂的大婶也收两元钱“小费”，警队收小贩5元钱保护费。如果容忍了小的数目，就是容许细微的违法行为，违法是可以膨胀的。
记：还有同样在内地很轰动的“小肥羊”事件。其实就是采购一方收回扣，这在内地被看做“潜规则”。不知道你如何看待“潜规则”？
汤：如果老板允许你收回佣，是不犯法的。其实，全世界都存在“潜规则”。“小肥羊”一役后，香港并没有完全解决“收回佣”的问题。“收回佣”在香港也是根深蒂固的“潜规则”，不能轻而易举就连根拔起。
记：那么，怎么从源头上杜绝从“潜规则”到贪污的演进？
汤：我认为，应付的方法就是IC A C有名的“三管齐下”。防贪署的同事因应不同类型企业的需要，订立指引，教人们在哪方面注意防贪。此外，廉署近年大力推行的“诚信管制”也十分重要。归根结底，要建立整体完备的廉政文化，不仅仅靠抓人、阻吓。
谁来监督廉署？
“东厂西厂”的说法不仅对廉署不公道，对特首也是不公道的。
记：近几年，IC A C的办案手法常惹人争议。刚才你也提到有人给ICA C起了“现代东厂”、“锦衣卫”的负面封号。你如何看？
汤：让我说几句闲话。我看过内地很火的《明朝那些事儿》。所谓“东厂”，让我想起了海瑞的故事。廉署为什么会让人联想到东厂呢？当时，两厂由太监做提督，参管的人包括锦衣卫。他们权力很大，东西厂是皇帝亲自去接受报告，不经过内阁大臣，内阁大臣无权过问。于是，有人想象，廉署是当年港督、现在是特首派遣的，用封建王朝的说法，能直接见皇帝，别人又无从知道。实际上，我和执行处首长也是直接见特首。还有一点，当年锦衣卫做出了很轰动的事，例如惩处一些大臣，调查、抄家。当年廉署也破过很轰动的案件，包括葛柏案、油麻地果栏案，一抓抓几十个警务人员。没错，IC A C权力很大，让人害怕。但是你要清楚一点，廉署本身要根据法制办事，锦衣卫不用，锦衣卫有皇上的金牌。
此外，廉署本身不能去检控，只能做调查。ICA C是很有力的调查组织，但不能决定谁有罪或无罪。在我看过的文献中，东西厂是没有监控的，由皇帝管。廉署的监控却最严谨。特首不会也不可能叫廉署做什么，特首只提供了廉署的架构，包括监控架构。所以，我觉得“东厂西厂”的说法不仅是对廉署的不公道，对以前的港督，对现在的特首也是很不公道的。怎么会用一个肃贪倡廉的架构来达到个人管制的目的？
记：但还是有人质疑，IC A C监听、搜查的度是不是过了一点？
汤：所以要定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制度。2006年之前，监听通讯的运作方法由特首一人认可。当然，“认可”背后是有根据有报告的，详情我不方便讲。调查手段本身是一项制度，它必然划入法律的管制。此外，还有人要监督此制度，并形成一份报告上交立法会。最近，立法会也就这项报告问廉署，你究竟是怎么做的？廉署要解释，否则，别人会怀疑你是黑箱作业。所以，重点是如何在知情权和执法的有效性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记：港媒曾报道ICA C卧底查案时，利用公款享受鲍鱼、鱼翅宴，还专挑色情服务套餐，这是调查人员在滥用职权吗？
汤：卧底不单廉署有用，其他执法机构也有用，但卧底不像电影里描述得那么浪漫，其实是一个很难很难的工作，压力很大。我还从没见过有人能一边做卧底，一边很享受卧底的角色。做卧底很危险，你要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向不法分子做侦查工作，目的就是要搜证逮捕他们。如果这帮人知道你是卧底，会怎么处置你？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还想着吃鲍鱼，这是本末倒置。鲍鱼好不好吃？我就不知道了，这是见仁见智，但是卧底很辛苦。
记：我们一直说ICA C直接向特首负责，那能不能监督特首？
汤：廉署有职责调查贪污，条例授权予廉署调查涉及任何人的贪污，包括香港的最高领导人。如果对特首涉嫌贪污有合理怀疑，廉署又不调查，那么就得不到市民的支持。在香港，没有人是我们调查工作以外的。当然，不在香港司法管辖范围的，ICA C无权查。
公务员申报机制
对主要官员的要求是高些，敏感职位的官员要求更严格。
记：近几年，廉署处理的案件一半以上都是针对私人企业，廉署如何实施对富豪的监督机制？
汤：对于廉署工作人员而言，只有公营机构、私营机构、主事人、投诉人的分别，我们不会因身份影响我们对人对事的看法。换句话说，在我们看来，富豪不是一个类别，ICA C一视同仁，秉公办理。基本上，无论任何投诉，我们关心的只是有没有一个理由去进行调查，有没有足够的资料让调查继续并取得效果，有什么方法可以尽量将搜证工作做得最好，有没有足够的材料去起诉。
记：根据香港《防止贿赂条例》，廉署可以去查嫌疑富豪的银行账目，但这些有权有势的人就真的能够让你们轻而易举地查吗？
汤：法律赋予IC A C取证的权力。IC A C可以向法庭申请手令，甚至廉政专员先自己出一个手令，再去法庭办手续，进行搜查行动。不管对方有没有钱，ICA C同样有进入其居所或办公室搜查证据的权力。当然，IC A C绝对不想骚扰一些人，让一些人难堪。因为ICA C也要对公众有交代：有没有滥用职权？
记：近几年，有很多内地企业到香港上市，廉署和内地司法部门有何合作？
汤：这个问题让我想起广东省已退休的检察长张学军。广东省检察院有两样东西值得我特别和你提一提。第一就是自1988年开始，粤港已经建立个案协查安排。现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很欣赏这个做法。他表示，香港回归之后，用“个案协查”的次数增加了。这证明，在打击贪污，粤港互助的安排已经实行了20年，并且行之有效。张学军提出的另一课题就是，廉署和广东省检合作，从防贪教育工作着力，制订粤港营商指南，对照相关法例向商家解释，如果有贪污的陷阱你该怎么做，用实例来说明什么是你可以做的，什么是你不能做的。
记：香港有很完善的申报制度，听说公务员被请吃大餐可能就要上报？
汤：这个概念就是要先明白利益是什么意思。公务员不能在没有合法权限、合理解释之下接受利益，这是犯法的。举个例子，你给我支录音笔，完全对我没有要求，那我能不能接受呢？简单地说，如果特首允许，廉政专员你可以接受，那就完全没有问题。但是特首不会让我接受这样的利益，如果没有合理的权限，没有授权，我却接受了它，即使我完全不为对方做任何事情，也是犯法的。
按有关利益的定义，一般来说吃餐饭不是利益。但是有个界定点就是，如果这个邀请是不合理的浮夸。举个例子，如果说请我吃一餐饭要用直升机来接我去澳门，我都贸然地接受，就算是条例里找不到可以告我的地方，那我个人的操守也很有问题。在内部的指引里，有一件事我们要小心，就是虽然我们可以接受别人的宴请，但是如果我们的有关行为让部门的信誉受到影响，这是不容许的。至于会不会因为吃了别人一餐饭，就导致部门声名受辱，那就要看情况了，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过，我想也不会发生。如果有人在半岛酒店包一个厅，请了廉署的高级人员去，用最好的东西接待，带了最好的酒，我认为ICA C的声誉就会很差，我们就一定会追究为什么我们的同事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记：那香港的公务员包括高官的财产收入状况是公开的吗？普通人可以查吗？
汤：我们的工资全部是有规定的，是没有秘密的，公开的。
记：你是特指廉署吗？
汤：不仅仅是廉署，整个香港公务员都是这样，我们有申报制度。申报制度也要看你的职位。一般来说，对主要官员的要求是高些。敏感职位的官员要求更严格，申报更加频密，每年就算没有什么事情，我们也是要申报一次。你做了什么投资？比如，买股票、做买卖，任何买卖超过20万元，你在7天之内一定要申报，不然你就犯了规。如果你的投资没有超过20万元，一年之内你也要申报，每年更新你的投资情况报告。我认为，目前来说，这个制度是可以顾忌到别人的私隐，又能让公众有知情权。
内地香港的反腐合作
困难不在合作，我对合作很乐观，困难是贪污的隐蔽性。
记：很多学者认为，内地很难复制香港ICAC的模式，你认为呢？
汤：我不是很认同“复制”的概念。这个和盗版没有关系，香港的廉政制度没有版权。因为不同的社会生态，不同的发展状况，不同的自然环境，需要不同的管制模式。一个700万人的城市，和一个10多亿人的国家比，各种情况相差很远，不能用固定的模式，如果是一刀切，我相信行政效益不会最好。我认为，制度甚至是运作安排上可以相互借鉴，但整个推行方法就要因应不同地方、条件来做衡量。
记：不能复制，最能借鉴的是哪几点？
汤：“借鉴”也不对，最好叫“参考”。现在，内地和香港达成了“惩防并治”的共识。这个“防”包括了“三管齐下”的廉政教育。还有，一定要有很高层的推动。如果最高领导层都强调廉政建设的重要性，成就会更大的。
记：内地对贪官的最高刑法是死刑，你认为死刑的阻吓作用有多大？
汤：中国人或许有这样一个“智慧”，人不会做亏本生意，但砍头的生意一样会做。就是说，死刑的阻吓力量真的那么大吗？这是有疑问的。我说说我的认识。把死刑作为惩罚的灵丹妙药，这是走不通的。你看全世界其他司法体系，没有说有死刑的国家犯罪率就低。
记：在内地5000元钱以下不算贪污罪，只是行政处分，香港有反贪专家觉得这个惩处制度应该改。你的意见呢？
汤：行政处分和判刑，虽然两者的严厉性不同，但都否定贪污。在香港，有些贪污行为也仅仅是警戒处理。因为公众会觉得，动用那么多资源处理一件小事，对于整体公众利益来说是不利的。所以我认为，花太多钱，用很多人力物力去调查一些事情，反倒不是最好的方法。如果事情很轻微，我已经警戒过你，也达到了阻吓作用，那也没什么不好。但重要的是，对与错的界限要很清晰，你要否定这样的行为，并且有教育的方法，更加理想的是强化预防方面。
记：在香港和内地合作的过程中，主要会遇到什么问题？
汤：双方合作时，内地和香港必须了解并且接受一点，就是内地的调查人员不能在香港执法。同样，香港也不能在内地执行权力。如果ICA C要取证，就要通过内地的工作人员。那么，跨境调查贪污的困难在哪里？困难不在合作，我对合作很乐观。困难是贪污的隐蔽性。比如香港的某人给内地某人好处。在香港，ICA C可向法庭申请，截取其通讯，派人跟踪。但如果他逃到内地，ICA C不能要求内地的反贪人员用很大资源跟踪他。同样，内地也不能要求我们这样做。难度就是贪污手法层出不穷。这么多年来，犯罪分子摸清了ICA C在香港侦查的流量很高。就离开香港，到别的地方进行不法活动，我们怎么能知道呢？这就是困难。
记：香港和内地将来的反腐合作会朝什么方向推进？
汤：首先讲短期，目前来说很好。ICA C有几宗成功的个案，从内地请人来香港出庭作证。证人跨境取证是可以的，请来香港作证也是可以的。但以后能不能推广得更加普遍？甚至证人不在香港，在内地的法庭，经过合法的程序，提供了证供，ICA C能采纳证供。这样更省事。我始终认为，这些都是技术性的问题，克服并不困难。长远来说，涉嫌贪污的人离境后，特别是涉及贪污比较隐蔽的行为，对执法人员来说是很大的挑战。
另外，深圳是ICA C和内地交流的重点。我在廉署的大楼和深圳纪委官员见过面，相信在短期内我们和深圳的官员也会有进一步的交流。
记者手记
廉署专员请我喝咖啡
确定采访时间后，我收到香港廉政公署新闻主任的电子邮件：采访当天，想请我们到廉政公署的餐厅吃顿便饭。
4月29日中午12时45分，我们到达廉署位于北角崭新的办公大楼。新闻主任带我们来到九楼餐厅，精心安排了一间V IP房。此“V IP”的定义，倒不是房内的装潢有多富丽堂皇，它宽敞明亮，房子正对着九龙湾广阔的海景。
新闻主任盛情请我们先品尝廉署职员餐厅厨师烹制的香港小吃：虾饺、烧卖等。随后，正菜一一呈上。烧鸡、生菜烧香菇、茄子煲、木耳虾仁、炒饭。清淡、典型的港式家常饭。
饭后，我们品尝了久负盛名的廉署咖啡。这是一杯香浓的卡布其诺。轻抿一口，味道并无特别。正如廉署专员汤显明的评价，IC A C请人喝咖啡，味道如何完全取决于喝咖啡人的心情。此刻，我们坐在V IP房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咖啡的芬芳自然钻入心底。
下午2时30分，访谈在廉署新成立的廉政建设研究中心进行。当我提出第一个问题：“廉政公署成功的秘诀何在？”汤专员爽朗大笑，称赞我好心肠，以为第一个问题会问“为什么有人给IC A C起‘现代东厂’的负面封号？”他叮咛我放心，此问题一定详细回答。
无论问题多敏感、棘手，汤专员总滔滔不绝、有条不紊、迎刃而解。其间，说到嗓子干涸、嘶哑，就让助手端来一杯热开水，润润嗓子继续谈。原定一小时的采访时间不知不觉延伸至1小时58分。
专访结束后，新闻主任特地为我们准备了“IC A C系列电视剧”———耳熟能详的香港电视明星重新演绎改编版的廉署真实故事，确是让防贪深入人心的好途径。
策划/统筹：深港记者 谢江涛 付可
采写：深港记者 黎媛 实习生 张玮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