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引资奖地一块想进厂得求人送礼

　　◎口述人：谭汉新

　　◎小档案：1937年出生，曾任东莞市万江区办事处公交办公室主任、万江文化站站长、东莞市作家协会万江分会会长、《万江地方志》主编、《万江文化》主编。出版了《一往情深》、《一往情深续集》两本作品选。

　　谭汉新老人一头白发，但聊起天来却神采飞扬。有一肚子的墨水与几十年社会阅历的他，被很多人称为“老东莞”、“老万江”。老人大半辈子都在与东莞本地文化打交道，编剧、编歌、作文样样在行，做了几十年的文化站工作和报社通讯员。不过，他老人家也有一段在企业当会计的经历，对早期东莞的来料加工有亲身体验。得知本报做改革开放30年的东莞神话专题，老人应邀主动到本报为我们讲述那段难忘的岁月。

　　万江毛织厂轰动一时

　　1978年的太平手袋厂是东莞第一家三来一补工厂已经众所周知，而三来一补真正兴起是在1981年后。

　　1981年，万江有了第一家三来一补———“万江毛织厂”，这是靠一个香港打工的乡亲引进推荐来的。当时我在万江区办事处公交办公室工作，因为工作的需要，被调往万江毛织厂当会计。

　　毛织厂不大，员工只有100人左右。但当时真的是轰动一时，大家也没想是什么洋奴、资本主义之类的，觉得是新鲜事物、一种新文化，都想去。因为当时做农民很苦，一天才六七毛，在工厂一个月有三四十元。

　　其实，在万江毛织厂前，万江也有农械、造船、炮仗、水泥等厂。相比之下，这间“带港味”的万江毛织厂比其他厂工资高30%，虽然有时晚上加班到11点，但工厂按计件算，加班有钱，大家都抢着去。那时，进万江毛织厂得靠关系，一些社员或农民需托亲戚朋友介绍或送礼才能进去。

　　家里存折取代“工分簿”

　　去企业打工，大家生活条件变化很大。还记得，没有改革开放之前，人人都有一本“工分簿”，是农村吃大锅饭时用于填工分计算口粮的一种小本子。

　　有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有了三来一补后，生活就彻底好转了。我们和村里人一样，农忙时在地里干活，农闲时上工厂做工，家里三个劳力在企业打工，一年收入4万多元。这个时候，“工分簿”彻底告别了人们生活，家里多了一本红色的存折，6万多元的存款，那时心情别提多高兴了。

　　此后，万江各社区陆续建了一些工厂，社区还号召大家去引进投资。成功引进的人还能得到奖励，可以分到一块地或安排一个工作单位。

　　在万江毛织厂当了两年会计后，我调回原单位，结束了这段短暂却深刻的企业生活。

　　张子弥搞疲劳战半夜拉我们谈价

　　◎口述人：唐志平

　　◎小档案：1952年出生，东莞虎门人。上世纪80年代中期担任太平手袋厂第三任厂长，1992年离职。现为虎门镇一玩具厂老板。

　　中国第一个“三来一补”企业太平手袋厂的诞生，源于一位香港商人的推动。他叫张子弥，因为他的到来，1978年，东莞县二轻局挂牌成立了太平手袋厂。

　　谈判15天后设备进厂

　　当年接触过张子弥的人，向本报记者回忆起与张子弥共同度过的岁月。

　　1978年7月30日，香港老板张子弥来找工厂，陪他的有华润公司老总和广东省轻工老总。那时我在太平服装厂做供销业务。太平手袋厂创立后，我也是做业务，跟张子弥打交道比较多。

　　那天差不多到晚上，他才到太平服装厂。他拿了一个手袋的裁片，什么都不教，就问我们能不能做。当天晚上我们3个人通宵把它做出来了，第二天他觉得很好，还没看工厂，就马上跟我们谈判了。那次谈判没多少冲突，马上就拍板了。

　　15天后，设备就进厂了。原材料、所有设备都是张子弥的，我们一分钱不投资，就是出厂房、人力，按照加工费当月20%偿还给他做设备款。

　　他教我们工厂管理

　　他很聪明，白天让我们拼命做事，搞到晚上12点叫我们谈判。我们又累又饿，又想睡觉。他吃饱喝足，很有精神，叫你报价。他每次都这样搞疲劳战，我们就跟他熬，有时候不耐烦了，只能报个低点的价格算了。有时候实在谈不下来，第二天再继续谈。

　　太平手袋厂的管理，基本上都是学他的。他建议我们搞计件，工人工资一下子超过了100块，在当时是很高的。我们也给他保质保量做好，他生意越做越大了。

　　张子弥对中国还有第二个大贡献。他做大以后，在中山、南海也做皮箱之类。他提出搞中国第一个补税仓，设在南海。在他的提议下，黄埔海关做了论证，大胆尝试。直到现在，中国都还在用这个模式。

　　因为我年轻就被选进厂精明张子弥想“贿赂”我

　　◎口述人：吴国良

　　◎小档案：东莞虎门人，太平手袋厂创立之初担任工厂总务，后提拔为供销科长。现在虎门开一小花店。

　　我们都管张子弥叫“老板”。他原籍是上海，长得很高，来虎门时约40岁出头。那时他是香港信孚手袋有限公司的老板，在香港有200多名工人。他去过台湾，但投资失败，后来又想转到大陆来。我估计那时他可能面临破产了。

　　张子弥是很有眼光的。太平服装厂的厂房他看不上，因为只是一栋小房子。他看中了太平竹器厂，因为旁边有一个大的鱼塘，可以填平，盖很多房子，有发展前途。

　　他在服装厂选了30多个人，在竹器厂选了3个人。我是竹器厂的3个人之一。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选我，可能是因为我年轻，当时是团委书记，爱搞活动。他选的全部是年轻人。

　　刚开始时，张子弥在厂里待了很多天。他自己去装机器，教我们怎么使用。不会的东西，我们可以直接找他。大家熟悉起来之后，他就比较少来了，只有两三个香港人长期在厂里。

　　张子弥还给我们带来了制度。以前我们是没什么制度的，他来了之后，手写一张大纸贴在门口，大概是迟到要罚钱、不能随便走、不能偷东西之类的。

　　张子弥是很聪明的。我做供销科长的时候，他让我帮他签合同，比如说70元一打，他让我帮他谈到60元，省出来的10元我们对半分。但那时我不敢啊。我们一个月做10多万打，如果一打给5元就很厉害了，要没命的。再说我那时吃用都是集体的，不用去贪。这个事情是他在私下跟我谈的，我不给他干，他也没有说什么。

　　本报特别报道《改革开放30年—东莞神话》连续三期出街后，得到诸多热心人士的支持，为本报提供了大量采访线索和当年的老照片。

　　而当年改革开放一些见证者———万江区办事处公交办公室主任谭汉新、太平手袋厂第三任厂长唐志平、太平手袋厂供销科长吴国良等人，更是在情绪盎然之下，向本报透露了更多东莞改革开放中鲜为人知的故事。这一段段记忆的碎片，为我们勾勒出另一种历史的真实。

　　■悬赏启事

　　如果你身边有熟知东莞改革开放故事的见证人，如果你存有当年的老照片，或者你就是东莞改革开放重大事件的当事人，希望你能主动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重新展现那段可歌可泣、浑厚雄壮的岁月。

　　联系方式：tiger6382@sina.com或致电0769—22883366.

　　■本期奖励

　　线索提供：谭汉新、唐志平、吴国良（各200元）

　　照片提供：唐志平（200元）

　　专题统筹：本报记者 李卫国

　　采写：本报记者陈伟华、李卫国 实习生 邱韵菁

　　摄影：本报记者 梁清

　　陈奕启（翻拍）

　　韩成良（翻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