莞城镇抽了18个人,组成莞城总体规划领导小组,组长由市领导担任。下设一个办公室,我是副主任,负责一些具体工作。参与规划制定的人,没有一个是科班出身。———黎成
当时整个招标形式很简单,但是每个镇有大量的施工队竞争,那个时候一个常平镇就有80多个施工队。而现在才剩下几个施工队。毕竟工程少了,土地有了严格的控制,不像以前了。———林灿球
造城主角之一 黎成
主要身份:城市规划统筹者
经历简介:上世纪30年代末出生,曾经是解放军总参部的一名绘图老兵,参加过抗美援朝,上过前线,一个突然的决定,让他成了东莞市的城市规划设计者之一,及至后来曾任市城建档案馆首任馆长,东莞市第一批规划工程师。
造城主角之一 林灿球
主要身份:城建商
经历简介:上世纪40年代末出生,从一个30年前一贫如洗的普通泥瓦匠,跃升为东莞市常平镇那条最繁华的中元街的老板,旗下产业已覆盖到建筑、酒店、休闲、农业等领域。
造城神话
30年沧海桑田,东莞,从一个农业县跃升为全球知名制造业基地。在如此“富可敌省”的背影下,东莞的城市化进程充满了坎坷与曲折,而艰苦的探索,造就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在这座城市中生活并工作的两个人———黎成和林灿球,一个是东莞市第一批规划工程师,一个是建筑大亨,他们的一段马拉松式的造城坐标式故事,与这个城市的传奇一起,交相辉映。
人,改变了城;城,改变了人。
让黎成和林灿球改变的一个共同因素,是东莞掀起的“造城运动”。作为受到造城影响人群中的两分子,一个扮演着城市规划统筹者的角色,而另一个则扮演着城建商的角色。今天,我们特地从两人的造城坐标,来记录并反映这段历史。
「“中心”之梦」圈定6000亩荒地造城
●黎成:负责建东莞市中心广场。
●林灿球:希望有朝一日将生意做到市中心去。
当年,他们都有自己的“中心”之梦。
现在,他们经常从雄伟的东莞中央商务区,号称亚洲最大的市政广场旁边经过,这一处气势恢宏的建筑坐标,宣示了东莞无城市中心时代的结束。而往日“造城运动”熙熙攘攘的种种场景,却常让他们的思绪回到上世纪90年代初。
那时的东莞,被人戏称为“走过一村还是一村”、“一座没有中心的城市”。
1992年,东莞的决策层希望,东莞要有真正的城市中心,黎成以东莞市规划局规划师的身份接了任务;东莞市常平镇的林灿球,以常平城乡建筑队第一队负责人的身份,奔忙于建筑工地,希望有朝一日将生意做到市中心去。
按照市领导要求,市规划局调出十来人,专门负责前期的中心区推进,黎成的职位是东莞市中心广场的负责人。他从规划局带了2亿元资金,奔赴目的地篁村,找到了一处3平方公里的区域,也就是现在的东莞市市政广场一带,安营扎寨。“我当时主管中心区建设的前期工作,包括最敏感的拆迁、征地,然后建设最基础的排水泄洪设施。”
这个十多号人马组成的“先遣队”,首先成立了东莞市开发总公司,负责中心区建设的具体项目,包括建高架桥、改造107国道等,以及前期所有的搬迁、征地。
当时,中心区的征地面积为6000亩,一片荒凉,还长满了荔枝林。为了将这些地卖出好价钱,先遣队先做好了道路,通水通电等基础设施齐全后,再将部分地卖出去,价格大约是一平方米3000元。卖地有钱后,又用钱来补建基础设施,再把其余的地卖出去,价格可以更高一些,达到“以城建城”的目的。
不过,中心广场的这些前期建设可谓“历经风雨”。因为拆迁异地重建,引起争吵,黎成出面处理,理亏的一方竟然威胁说:“我要打死你,你小心点”。
就在黎成埋头做城市中心区拆迁时,东莞各镇村也掀起一股建设狂潮。
常平镇的林灿球也有一个梦:将生意从镇区做到市区的“中心高地”,但那时他的事业正在发展期,实力有限,他只能将这个梦想压在心底。
1993年前后,林虽然经营一支名叫“常平城乡建筑队第一队”的队伍,手头有5个工地,200来号人,但身为老板,他还需要自己每天往工地跑,监督施工。
这时候,林中午根本不能回家吃饭,他专门在工地附近临时盖了一个食堂。林就利用吃饭时间,跟各工地的主要负责人了解工地情况,解决疑难问题。
「白手起家」当时东莞仅有局部规划
●黎成:希望按照自己制作出来的规划坐标,填充这张蓝图。
●林灿球:希望拿下越来越多的工程,让财富迅速膨胀。
他们都是东莞人,而且都怀揣一个共同的目标:最大限度地参与东莞的城市建设。
1973年,黎成从工作了23年的北京市返乡,搞起了城市规划,他希望城市的建设者们,按照自己制作出来的规划坐标,一点点地填充这张发展蓝图;林灿球则希望从城市发展规划的具体项目中,拿下越来越多的工程,让自己的财富迅速膨胀。
“从部队回到东莞时,才知道东莞开始重视城市规划了,上级让我参与到规划部门去,我纯属外行人。”在东莞市城市建设档案馆接受记者采访时,年过七旬的黎成精神瞿烁,将这段往事娓娓道来。
其实,黎成是一个连“正规文凭”都没有的城市规划师。当时抗美援朝战争还没有结束,前方急需作战地图。中央军委到广东抽调百余人,用临时突击的办法学制图。一年后,组织以行政审批的方式,承认这批人所学同等于中专学历。
当年,黎成从解放军总参部调来东莞,当时有文件规定,他当了23年兵,回东莞可以安排工作,且可以获得进国营单位的资格。但东莞县领导告诉他,暂时没有国营企业的岗位指标,黎就主动申请下到莞城镇,也就是他的老家所在地。
黎成刚好碰上“文化大革命”后期,县里开始注重城市规划,各个地方都成立了规划办、城建会等,专门管理城市规划建设方面的事情,黎成成了莞城镇城市建设委员会的一员。
不过,黎成之前学的是地形制图,并不是东莞所需要的工程图。但东莞县城建方面人才奇缺,而他则相当于“重点人才”被录用。同时黎成还主管报建。
然而,黎成感到沮丧的是,上世纪70年代初期,东莞并没有整体的城市规划,只有一些局部规划。比如现在的运河东一路,那个地方原来局部规划是工业区,已经驻有市化肥厂等。
同样是“白手起家”,1964年,常平茂竹山村的林灿球就搞起了建筑———那时他眼里的建筑概念就是盖民房。如今,年过六旬的林灿球,虽然他和黎成并不相识,但他们的一切奋斗,均和东莞“造城”息息相关。
民间常言道:“男人百艺好傍身”。在这个民间俗语激励下,林灿球从学建民房始,逐渐发展到学习传统的鲁班木工建筑技术。
林灿球搞建筑,更多来自家族的影响。他的家族在当地还算得上是建筑世家。不幸的是,林灿球出生时父亲已去世了,一家人吃饭都成了问题,所以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生活均异常艰辛。林灿球于是从17岁起就开始干建筑活。包括拌泥、木匠、筑墙,林灿球什么活都干过。
「总规出笼」险些拆掉可园建公路
●黎成:东莞的造城,第一步是从规划做起。
●林灿球:拥有了第一家公司———东莞昇平实业有限公司。
黎成从北京回到东莞不久,就和同事一起,开始了城市规划的漫漫“长征”。毕竟,东莞的造城,第一步是从规划做起。
鲜为人知的是,一部后来成为东莞城市建设“指南针”式的“总规”,大概是过了6年后的1979年,才开始制定。按照省里的规划工作精神,东莞县要求黎成所在的规划部门,搞一部总体规划。于是,一批“总规”制作人员,从东莞县水利局、经委、生产资料公司等抽调出来。
为了弥补非科班功课欠缺,黎成他们就到广州、深圳、珠海,甚至到四川成都去学习。当时,整个东莞规划领域最基础的东西还是一片空白。
黎成经常往省里跑,向省里的工程师讨教。当时他找到了一名来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美籍华人专家帮忙。经过艰苦攻关,东莞市第一部城区“总规”出笼,但当时条件限制,这部“总规”只管到城区,没有涉及各镇区。
东莞方面请来这个美籍华人,目的就是为“总规”的执行铺路,压一压反对声音。果然,“总规”一出笼,立即遭到各方利益的“挑战”。
当时在运河边,市外经贸局盖了个大楼,高13层。刚好“总规”规定,西城楼旁边的建设,不能超过该楼高度,所以黎成和外经贸局吵起来。双方僵持不下,闹到县长那里。后来县长批了字,让双方妥协。
甚至关于西城楼也有人叫嚣拆掉。个别人认为,西城楼阻碍交通,要拆掉。黎成说不行,那是文物。但当时还没有保护文物的概念,后来还是经过县里的领导讨论,把西城楼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不但西城楼,连广东明清四大园林之一的可园也差点为公路建设让路,后来经过激烈争吵,公路终于被“挤”到一边去了。
东莞在大张旗鼓搞“总规”时,经过多年打拼,林灿球已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拥有了第一家公司,名为东莞昇平实业有限公司。
在林灿球的记忆中,上世纪70年代,常平还没有多少高楼,要算高的,就得数碉楼了。当时最闻名遐迩的酒楼叫“荔香楼”,楼高5层,为水泥梁柱结构。到1986年,常平雄狮酒店兴建,共13层,高过荔香楼,一时号称为全国农村最高的酒楼。但不久,有港商在常平建起了联邦国际广场,这个大楼楼高32层,一下刷新了常平建筑记录。
不过,面对同样的高楼及变化,黎成和林灿球思考的东西截然不同。
职业,让黎成的思维转到大楼在城市布局中坐标位置这类技术性知识;而据守镇区开发的林灿球琢磨的是,雄狮酒店对面那条中元街的商机,一旦买下这个地方,财富可如“长流水”。
自常平镇初具规模以来,中元街就一直处于镇中心位置,是整个镇区人气最旺盛的地方。但上世纪70年代末,林仍然处于以“游击队”式的建筑队伍承包工程阶段。以他的实力,他能拿下这块“风水宝地”的开发权吗?
「诸侯割据」各镇大兴土木架桥修路
●黎成:规划没把东莞看成一个大城区,混乱局面由此产生。
●林灿球:接了大量工程,迎来事业兴旺发展期。
黎成没有想到,东莞的决策者们恐怕也没有想到,当时所做的“总规”,因为没有覆盖镇区,加之由于镇区经济实力迅猛增长、财力充足,任由镇区自己做规划自己发展,客观上造成了后来镇街“诸侯割据”局面“———最严重的时间段,涵盖整个上世纪90年代到2001年。而林灿球恐怕也想不到,正是镇区规划这段”缺位“,才让他在镇区的生意,得以如火如荼。
“诸侯割据”也有历史原因。很长时间以来,城市的中心城区有莞城、南城、东城、万江,当时他们搞规划,都是做城区的规划。“1988年,东莞申请搞了直筒子市,我们没有将整个东莞市理解为一个大城区,当时不知道该怎样把这个和规划统一起来。那时,各个镇都有各自的规划,归建委村镇规划组管理,我们市规划局主要管理城区规划。”黎成说,混乱局面也由此而生。
镇区统一规划缺位的后果是,客观上造成了中心城区建设受到约束,镇区建设反而可大行其道,大兴土木,架桥修路自谋发展。十年之后的2001年,人们蓦然回首,不胜惊讶:相比之下,东莞中心区反而还是一片荒芜!林灿球这时候也迎来了自己事业的兴旺发展期。
这一混乱阶段,林灿球接了大量的工程,铺大岭山森林公园的公路,帮人家建工业区厂房,包括桥沥工业区的龙继集团厂房、桥沥小学、桥沥村办公楼等。他拿下了第一段公路建设承包权(常黄公路一段),是在1990年代初,这意味着他的建筑业务开始由单一的楼房建筑,迈向了更广阔的天地。
林灿球从建瓦房,到楼房,再到铺公路,财富得到相应的积累。然而,这近40年来的艰辛创业之路,却是他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
大约在1968年,他为同胞兄长搭建起一间结婚用的小瓦房,到1979年,建起自用的两层楼房。时光流转,在林灿球的记忆里,30年前这栋二层楼房可算得是村里最气派最漂亮的楼房。如今已经是斑驳陆离的“古董”。
林轻轻地抚摸着二楼一扇窗棂,窗棂边框用彩色陶瓷点缀出鲜艳的花边。“我有一段时间在深圳跟别人搞建筑,后来通过熟人才拿到一点从香港运过来的彩色装饰陶瓷片,好不容易捎回家。因为这个东西当时在市场上根本没有卖,太珍贵了。”
而林灿球自建的两层楼房竣工后,他的名声就得以远播了。最终,他在常平镇建筑业界赢得一席之位。
最让他得意、同时也为他后来冲刺“中心区”成功埋下伏笔的事情出现了。1997年,春意阑珊,林灿球像一个蛰伏已久的猎手,终于出手了,拿下了梦寐以求的猎物———常平中元街最繁华的半条街的房地产开发权。这条街为他带来滚滚的资金流,今后几乎所有大的工程启动资金都来自这条街。
「五年急行」重修规划打造国际名城
●黎成:2001年之后的5年计划,确实让东莞焕然一新。
●林灿球:从镇区冲进市区,实现当年“中心”之梦。
尽管黎成1990年代初,就已经执行东莞的“城市中心”决策,但接下来的10年,这个“中心”变化并不大。2001年开始,东莞执政者再一次提出,五年见新城,东莞上演了一段“造城”急行军。林灿球的事业,也因抓“中心”商机,冲上了新的高点。
2001年初,东莞提出“打造以国际制造名城为特色的现代化中心城市”目标,提出“一年一大步,五年见新城”的口号。是年,随着东莞大道的动工,“城市牌”战略开始实施,并迅速掀起了新一轮城市建设高潮。这时候的东莞市政府,把实施“城市牌”战略作为重要抓手。所以,东莞方面重新修编了《东莞市城市总体规划》。
此时,黎成已经退休,赋闲在家。
在黎成的眼中,2001年之后的5年计划,确实让东莞的面貌焕然一新,但工程耗资巨大———五年内投入600亿元搞城市中心区建设,200多亿元用来修基础设施,超过100亿元做水环境综合整治,数十亿元(包括各镇、区投入)做山体复绿,建设森林生态公园。
巨大的投入、众多的工程,让黎成觉得“奢侈”,但这种“奢侈”的大手笔,却让林灿球兴奋———因为能“吃下”更多的工程项目。这个时候,他已经从镇区,冲进东莞市,最终实现了当年“中心”之梦。2002年,林的公司夺标同沙立交桥工程,标的资金总额数千万元人民币。
此时,林灿球虽然具备一定的实力,但同沙立交桥夺标后,他自称当时心情“半喜半忧”。喜的是拿下了一笔大生意,忧的是大量前期投入所需资金怎样尽快到位。
跟无数的城建商一样,他最大的难题是资金周转困难,但林灿球的公司坚持了下来。
一些本地民营企业家都承认,在这一轮5年见新城的战略中,很多东莞民营企业家发达起来,大都发家于建设包括广深高速等特大项目。
「前路何在」土地“饥荒”空间变小
●黎成:退休多年,经常思考,东莞的路该怎么走。
●林灿球:公司交给了两个儿子,未来由后来者把控。
1997年,黎成正式退休。尽管退休多年,但职业经历让他思考,市中心建起来了,中心商务区有了,但是东莞可用的土地资源也开始出现“饥荒”,东莞往后的路该怎么走?
在林灿球看来,现在“建设空间”确实变得越来越小了,他的生意只好分散到酒店、娱乐、农业等多个领域。他担忧的是,现在的土地审批控制得越来越严格,而且建筑公司也需要拿到资质证书等,还有,一个镇只能有一个建筑公司,如此种种严苛的外在环境,让一个靠建筑业营生的公司生存日艰。
但凭藉多年丰富的历练,林灿球学会了从容地面对一切变化。他说,现在公司的担子全部交给了两个儿子,公司的命运,就由得后来者把控吧!
“昨天建设过的路、建过的桥,多年之后,每次走在上面,心里很暖和。”(林灿球说完的时候,微微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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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三个总规
第一个,1982年-1990年,到1986年已经跟不上城市建设的节奏,失效;
第二个:1989年-2010年,1995年过期,根据实际情况重新编制;
第三个:2000年-2015年,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和东莞市城建规划局编制。
统筹:本报记者 李卫国
采写:本报记者 王有毅 李颖 莫晓东
实习生 程癸键
摄影:本报记者 方光明(翻拍)